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和特朗普定于周一9月26日进行首场90分钟电视辩论。两位候选人已交锋一年，目前选情胶着。法国国际广播电台9月24日报道，在电视辩论前夕，他们各自的优势与劣势受到关注。

希拉里过于大脑 头脑思考力强但缺少魅力

据法媒评论，为了周一的电视公开辩论，希拉里正在准备一场“诺曼底登陆”，她的强项是头脑思考力强，从政经验丰富，熟知法律，政治正确不会出偏，因此被誉为“大脑型”候选人。但如果希拉里在辩论中过分展示大脑，可能反过来为她减分。密苏里大学政治传播学教授麦克尼向法新社表示，看电视辩论时，没人在意哪个候选人更聪明，有多少知识或了解多少数字。电视观众喜欢能用几句话简单逻辑地说清自己观点的人。希拉里是工作狂，对国际国内问题了如指掌，她在解答问题时，要避免落入技术细节。

公关专家顾问加罗认为，希拉里还必须与选民建立情感联系。她缺少其夫克林顿和奥巴马那样的个人魅力，她自己也清楚这点，她的问题是超过一半的美国人不信任她。

2008年希拉里在初选时扮演过铁娘子，这次她要承担先锋的角色，还要扮演一个祖母的形象，以赢得更多的友善。希拉里的王牌是扩散能力强：她在辩论中不断强调的一两句话，会成为社交网站分享的热点。

特朗普过于肺腑 用感情打动选民

企业大亨特朗普擅长以“非理性”的肺腑之言打动厌倦政治正确的选民。尽管被批“乱枪扫射”，但特朗普从肚里掏出的话语能让他与选民建立感情互动。这一点要想抗衡非常困难，因为感情总是比事实强大。特朗普作为民粹亿万富豪和前热播电视节目主持人，在这一点上拥有明显的优势。除了桑德斯，没有人能像他那样，点燃会场成千上外人的激情。

不过，在初选的12场辩论时，特朗普并不总是占上风，他往往后撤，让其他候选人被骂。他在初选接近尾声，只剩几个对手时，常使出扰乱的招数，用尖刻粗鲁的短语或口号切断对方讲话。

但是，这次电视辩论与初选时有10来人站在台上不同了，这次电视辩论90分钟，特朗普占一半。麦克尼说，特朗普这次不可能再用俏皮话，吹牛皮和攻击，来填满这些时间。这次他必须要谈深层问题。他行吗？

希拉里与特朗普的首次电视辩论在全国广播公司进行，由新闻主播莱斯特-霍尔特担任主持人。话题涉及美国的发展方向、实现经济繁荣、保障国家安全3个方面。

境外媒体称，在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共同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对与中国开展引渡条约谈判表示支持。他认为该谈判是与中国加强关系的一部分。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网站9月23日报道，12日，加拿大总理国家安全顾问丹尼尔·让与中国高官进行高级别对话时，双方同意开展相关讨论。

特鲁多说：“我们认识到，加中法律法规体系、执法手段不同，重要的一点是，未来如能达成协议，该协议必须基于客观现实、基本原则以及两国人民所珍视的价值观上。”

在记者会上，李克强敦促加方签署引渡条约。包括法国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已与中国签署了类似条约。

也有加拿大政府官员表示，中加仅仅是就引渡条约事宜进行了讨论，并未展开谈判。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9月23日报道称，中国官方媒体23日报道，中国已与加拿大就归还被追缴资产一事达成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定。

根据该协定，如果这些资产的来源不能确定，两国将分享这些资产。《中加分享和返还被追缴资产协定》是在李克强访加期间签署的。

这是自北京几年前开始在全球高调追捕贪腐嫌犯以来就返还被追缴资产签订的首个国际协定。

中国媒体援引外交部一名官员的话说：“本协定为中加之间追缴转移到对方境内的犯罪所得提供了有效的法律手段。”

该官员说，自1996年以来，中国和加拿大一直在就签订追还非法资产的协定进行讨论，“协定向犯罪分子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不要以为即使嫌犯落网归案，家人仍可在外坐拥金山银山”。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专家庄德水说，协定将成为与中国没有签订引渡条约的国家的样板。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网站9月23日报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呼吁打造中加关系新的“黄金十年”。

李克强23日在蒙特利尔说，中加两国没有任何理由不打造他所说的双赢合作关系，中加贸易额未来十年不仅要翻一番，而且应该比翻一番更多。

李克强是在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魁北克省省长库亚尔共同出席由加中贸易理事会主办的活动时发表上述讲话的。

李克强说，中国正在认真推进法治建设和知识产权保护，欢迎更多加拿大企业到中国投资。

这位中国总理还以轻松风趣的口吻称赞了蒙特利尔“加拿大人”冰球队。

23日早些时候，李克强与“加拿大人”冰球队的球员共同参加了在球队主场举行的活动。

法新社9月23日报道，中国总理李克强23日在结束对加拿大为期三天的访问时呼吁与这个贸易伙伴建立密切关系。

李克强在蒙特利尔强调了双方关系的重要性，呼吁两国开启新的“黄金十年”。

特鲁多也表现出了这种乐观态度。他说：“过去一个月的密切协作代表着中加关系的一个新时期。”“我很高兴发展并维护一种可以造福两国人民未来几代人的真正伙伴关系。”

李克强将于24日离开蒙特利尔前往古巴。

另据加拿大《环球邮报》网站9月23日报道，加拿大一直口口声声说想成为全球参与者。现在，机会唾手可得，我们应行动起来。李克强总理访问加拿大，与特鲁多总理访华相隔不到一个月。很显然，两国都希望和需要这种关系蓬勃发展。不断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必定会让加拿大获益。

中国在加拿大的投资非常可观。就在上月，中加两国企业还签订了超过12亿美元的交易。这些交易集中在由国有企业负责的能源和采矿业。如今，中国民营企业走在前面且投资多样化，重点是商业地产、高技术、医疗保健和农业。

特鲁多宣布加拿大有意成为亚投行首个北美成员，被普遍认为对加拿大来说是个胜利。加拿大的SNC—兰万灵、爱康和庞巴迪等公司会满心期待修建更多的亚洲基础设施。受雇于这些大公司的成千上万人将受益。

美媒称，今年夏天出现了一些流言：中国已经失去对其首个太空实验室的控制，该太空实验室将形成一个燃烧的火球猛冲向地球。

美国《洛杉矶时报》网站9月22日发表题为《中国太空实验室将坠落并燃烧，但这对中国来说没什么》的文章称，此前，中国官员确认，该实验室将于明年某个时候返回地球，在坠落过程中，它的“大部分部件”将燃烧殆尽。英国一些报纸煞有介事地报道了“失控”设备即将同地球相撞的新闻。

这是一种可能情况。然而，地球上还没有人因坠落的太空垃圾而受伤。而且分析师认为，地球人被中国这个太空实验室残骸砸中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该实验室即将坠毁，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太空项目遇到了麻烦。中国刚刚发射了第二个更加先进的太空研究实验室。随着中国试图在太空中维持长期影响力，目前出现的流言的确凸显了太空探索活动中的政治因素和中国的谨慎努力。

美国海军军事学院国家安全事务教授琼·约翰逊-弗里兹说：“我肯定，这让中国人很不舒服。因为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发生，而且在文化上，他们倾向于信息不透明。”

中国于2011年发射了天宫一号。国家电视台直播了该国首个绕轨运行的实验室的发射活动。这是一个迷你空间站，能容纳3名宇航员在太空停留20天。官员们称，这是在本世纪20年代建设一个长期太空站的计划的第一步。他们原本希望天宫一号能工作两年。

在中国发射第二个空间实验室天宫二号的前一天，中国宣布天宫一号即将返回地球。在天宫二号上能使用蓝牙技术，它还有一个跑步机供两名宇航员使用。这两名宇航员将在天宫二号上生活一个月。

据媒体报道，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武平上周说，根据计算和分析，该太空实验室的大部分结构部件将在坠落过程中烧毁。

武平没有说明，中国对该实验室有着怎样的控制。但她说，它的坠落不可能影响航空活动或对地面造成损失，并且官员们将监督有关情况。

她说，必要时将发布陨落预报。

航天器沿一条意外路径从天外飞来并引发关切，这种情况不是第一次发生。

诺丁汉特伦特大学天文学讲师丹尼尔·布朗说：“轨道上的每样东西当然都会作自由落体运动。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失控的，也不意味着我们将会遭殃。”

中国的太空探索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迅速发展。澳大利亚太空分析师莫里斯·琼斯说：“中国有成为太空飞行方面的世界领导者的雄心。它正朝这个目标稳步前进。”

几乎每任美国总统都会呼吁美国社会各族裔“化解矛盾、友爱共存”——可这有用吗？今年7月份，在结束了对美国多个城市为期17天的访问后，联合国“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权利特别报告员”马伊纳·基亚伊就曾批评美国的人权，特别是种族主义、警察暴力执法等问题。

基亚伊说，在“实现种族、社会和经济平等的理想”方面，美国正在“艰难挣扎”;“种族主义和与此伴随的排斥、迫害和边缘化影响了美国行使结社和集会权利的环境”。

基亚伊批评美国的人权现状，认为相比白人，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受歧视现象严重——而且，“因为这些不公正，美国的黑人族群出现正当的和明显的愤怒。这种愤怒情绪需要表达出来”。基亚伊还对美国警方的暴力执法表达了严重担忧。

回顾：历数这两年来的美国警察暴力执法致死黑人案

从现在把时间往前倒推，我们就推两年，回顾一下，就可以发现，在美国，警察暴力执法致死黑人的案件发生得有多么频繁，而往往涉案的警察最终都会被裁定无罪、免于起诉——这自然是引发了美国民众、特别是少数族裔的愤怒，经常会导致大规模抗议活动发生，甚至演变成骚乱。

2014年8月9号，密苏里州弗格森市18岁黑人青年布朗在没有携带武器的情况下，遭白人警察威尔逊拦截搜查并被开枪打死。

2014年10月8号，一名黑人青年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南部地区被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

2014年11月22号，黑人少年塔米尔·赖斯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一个游乐场挥舞玩具气枪时被白人警察蒂莫西·勒曼开枪射伤，后因伤势过重去世。

2014年12月4号，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警方证实，当地一名警察2号在一次抓捕行动中，开枪打死一名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年。

2015年4月12号，25岁的非洲裔男青年格雷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西部街区遭到警方盘查，他在试图逃跑时被警方控制并逮捕。19日，格雷因脊椎严重受伤死于医院。

2016年7月5号，奥尔顿·斯特林在路易斯安那州首府巴吞鲁日的一家便利店门前兜售光盘时，与两名白人警察发生冲突，其中一名警察将斯特林开枪打死。

2016年7月6号，明尼苏达州一名驾车的非洲裔男子在接受警察问询时遭到警察枪击，该男子的女友用手机拍下了男子遭枪击后的情况并发布于社交媒体。该男子在遭到枪击后于当地时间6号晚死亡。

2016年7月28号，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又发生一起警察涉嫌暴力执法导致一名18岁非洲裔青年保罗·奥尼尔身亡的事件，再度引起争议。

2016年8月13号，一名23岁黑人青年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被警察拦截盘问时弃车逃跑，追击中警察开枪将其击毙。

2016年9月15号，俄亥俄州哥伦布市警方确认，一名当地白人警官在执勤时，将一名13岁黑人男孩手中的仿真玩具枪误认为真枪，并因此朝男孩开枪射击，男孩最终不治身亡。

韩媒25日援引韩国国防部相关人士的消息称，目前对星州郡内三处部署“萨德”系统候选地的评估工作已完成，国防部将在未来一周内正式公布评估结果。

7月初韩国政府宣布在星州郡星山炮台部署“萨德”系统的消息引发星州当地民众及自治团体的强烈反对。国防部于8月末表示将重新考虑“萨德”部署地点，除星州炮台外，将新增星州郡内其他三处部署“萨德”系统候选地。

韩联社报道指出，新增的三处候选地分别为星州高尔夫球场、厌俗山和喜鹊山，韩美联合工作组对新的候选地进行了现场勘察，对候选地的可用性进行评估。经调查，国防部初步判定厌俗山和喜鹊山不太适合部署萨德，因此星州高尔夫球场普遍被认为是最有可能的“萨德”潜在落户地。

此前韩国媒体就曾多次报道，星州高尔夫球场可能成为“萨德”系统的部署地点。因金泉市与星州高尔夫球场临近，在得知该消息后，金泉市民反对“萨德”系统的呼声不断。

据报道，金泉市人口约为14万人，约是星州郡的三倍。目前，反对“萨德”系统的浪潮已从星州蔓延到了金泉。金泉市长朴宝生和市民代表本月早些时候向国防部长官韩民求表达了反对立场。此外，当地居民还成立了反对部署“萨德”系统的斗争委员会。近万名金泉民众举行大规模集会，发表决议书，表示将坚决反对威胁金泉市民安全和生存权的“萨德”系统。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发言人22日谴责美军B-1B型轰炸机飞越韩国上空，称将“以军事打击粉碎美韩反朝挑衅妄动”。

据朝中社22日报道，发言人发表声明说，近日两架美军B-1B型轰炸机在朝韩军事分界线附近空域飞行，进行核弹投放训练，其中一架还降落在韩国乌山空军基地。

发言人指出，朝鲜的革命武装力量已经进入“决战态势”，以遏制美韩试图对朝发动先发制人军事打击。“美韩避免遭受朝鲜无情打击的唯一方式，就是不要触犯朝鲜的尊严和安全，慎重对待朝鲜的警告。”

驻韩美军司令部21日发表声明，证实两架美军B-1B型轰炸机当天飞抵韩国，并称这是韩美为加强同盟采取的第一阶段军事措施。

本月9日，朝鲜宣布进行核弹头爆炸试验。这是朝鲜自2006年以来进行的第五次核试验，也是今年以来进行的第二次核试验。

据日媒报道，24日，日本防卫相稻田朋美在冲绳县政府与县知事翁长雄志举行会谈，围绕美军普天间机场搬迁至名护市边野古地区的问题，双方的磋商互不相让。

报道称，稻田以消除普天间机场危险性为由展现出了继续推进的姿态，强调欲在日本中央政府和该县展开诉讼的同时与翁长方面磋商。翁长谈及“冲绳过重的基地负担”表示“将坚决阻止”搬迁。

稻田和翁长上次会谈是在本月9日。24日的会谈是福冈高等法院那霸支部就边野古诉讼判决中央政府全面胜诉的16日以来，安倍政府阁僚首次会晤翁长，双方分歧愈发明显。

关于边野古诉讼，稻田考虑到败诉后的冲绳县向日本最高法院上诉一事，称“会详细研究县方的主张，提出中央政府的主张。在推进审判程序的同时，双方交换意见很重要”。翁长提出请愿书，其中罗列了反对边野古搬迁等内容。他就高等法院那霸支部的判决批评称：“这是蔑视地方自治制度，践踏冲绳县民心情的不合理裁决。”

翁长向稻田要求道：“希望认识冲绳的现状，认真致力于减轻过重的基地负担。”他还谈及一架美军AV-8鹞式战斗机在冲绳本岛海域坠落的事故，强调称“对于战后一直以来支持日本安保大半的县民而言在多种意义上都不占理”。

稻田就美军战机坠落事故指出，“若事故发生在居民聚居区就是一个大悲剧，非常遗憾。”她称已向美军要求查明原因和彻底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越南政府22日首次发布外交蓝皮书，谈到与中国的关系时，肯定了两国关系取得积极发展，但同时称，“影响双边关系最大的因素仍是南海问题”。

越南《2015年外交蓝皮书》有英语和越南语两个版本，总共80页，分为6章。主要内容包括分析2015年世界局势以及越南的外交政策、回顾2011-2015年越南外交工作亮点、越南共产党和国会的对外工作及民间外交工作、越共十二大以来的对外路线等。

在外交工作总结中，蓝皮书着重提及越南与老挝、柬埔寨、中国等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以及与美国、日本、印度、俄罗斯等大国的外交现状。

在第1章第2节，即邻国关系中有关的中国部分，越南首先说，“两国关系在2015年维持了基本稳定”，“在许多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但随后又称：“影响双边关系最大的因素仍是南海问题，2015年中国在南海地区的诸多非法活动使得南海问题更加复杂化。”蓝皮书称，越南在南海地区的行动并不会影响和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在第4章第4部分，即关于当前外交形势的热点问题，越南也提到了南海局势，再次强调会和中国保持沟通的同时，也指出“将坚决保卫越南在南海地区的主权和独立”。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经济新闻》23日报道越南外交蓝皮书时称，书里将中国推进军事基地化的南海问题称为“最大悬案”。但记者并未在蓝皮书里找到日媒所说的相关表述。

今年以来，韩国政府数次高调宣布朝鲜驻外工作人员“叛逃”韩国的事件。韩国当局在这些反常的事情上大作文章，本就令人质疑。最近韩国媒体报道了部分事实的真相，让人们大跌眼镜，原来在这些事件的背后包藏着深不见底的阴谋。

今年4月8日，韩国统一部高调宣布，在中国一家朝鲜餐厅工作的1名经理和12名女服务员“集体脱北”，经东南亚第三国抵达韩国。之后，朝鲜数次发表声明，称这些服务员是被“诱拐绑架”到韩国的，要求韩国马上送回相关人员。

最近这一事件已有新的说法，据韩国《韩民族新闻》前不久的报道称：一名了解朝鲜服务员集体“叛逃”事件的消息人士透露，从宁波“叛逃”的13名朝鲜人是在一名中国掮客的介绍下认识了韩国“朋友”，在这名韩国“朋友”的指点下最终逃亡。13名朝鲜人购买从上海飞往马来西亚机票的6万元人民币也是韩国“朋友”协助解决的。而这名韩国“朋友”的真实身份是韩国情报部门人员，他经常出入韩国国情院下属的“朝鲜脱离居民保护中心”。这13名朝鲜人在马来西亚出入境非常顺利，消息人士说，他们抵达马来西亚机场后立即赶到韩国驻马使馆。获得韩国护照后，这13人没有经过出入境审查就乘飞机前往韩国。而韩国政府也一反常态，在4月8日——国会选举前几天紧急公布了这一消息。

所谓“叛逃”事件的真相已大白于天下，原来这是韩国特工的“杰作”。“叛逃”事件发生后，朝鲜官方迅速作出反应，并认定这是一起韩国特工精心策划的“诱拐绑架”事件，现在的事实证明，朝鲜对事件性质的认定是正确的，可怜那10多名朝鲜餐厅的女员工成了韩国特工邀功请赏、谋取私利的牺牲品。

在韩国宣布“叛逃”事件后，朝中社随即报道说，朝鲜红十字会中央委员会发言人发表声明，要求韩方能让被其“诱拐绑架”的朝鲜餐厅员工和他们的家属见面，若有必要，朝方愿将这些家属送至板门店或是首尔。但是，朝鲜的合理要求被韩国无情地拒绝。

4月18日，被韩国(朝称“南朝鲜”)当局集体拐骗的12名女性的父母给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发去公开信(下称“公开信”)，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使命是保护人权和人道主义，我们恳请你们采取措施帮我们的女儿们能够早日回到父母的怀抱，阖家团圆” 。但这个呼吁至今无果。

韩国当局还公开宣布了其他几起“叛逃”事件。影响比较大的有，朝鲜驻英国公使太永浩7月“叛逃”到韩国(中国媒体报道称有相关国家的特工涉案)。一名只有18岁的朝鲜学生7月参加在香港科技大学举办的第五十七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期间，脱离朝鲜代表团，前往韩国驻港领事馆。韩联社4月11日报道称，朝鲜的一名大校去年“投奔”韩国。这一系列的“叛逃”和“投奔”事件真相究竟如何，有待时间慢慢揭开谜底。

韩国当局热衷于“叛逃”事件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为国内政治斗争服务。韩国纽西斯通讯社有报道称，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发表声明说，国情院在国会选举前故意制造朝鲜人员集体叛逃事件，甚至将希望与这13人接触的韩国律师称为“从北势力”，认为“韩国最高情报机构面目丑陋”“情报人员沦为‘政治帮手’”，原本为国家和民众安全设立的机关现在却成了“权力的马前卒”，“冒着生命危险来韩的‘脱北者’现在似乎也成了韩国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二是企图诱导朝鲜崩溃。最近一段时间，韩美日媒体和学界又开始鼓噪“朝鲜崩溃论”，理由就是“脱北事件”频繁发生，这正是韩国情报机关制造“叛逃”事件，诱导朝鲜社会产生不稳定因素，从而使朝鲜发生“变化”的另一个重要目的。这种行为加剧了朝韩之间的不信任和对抗，破坏了半岛和地区的稳定，必须坚决反对。

据日本外交学者网站9月23日报道，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上将日前出席了美国进步研究中心主办的有关亚洲战略的智囊机构研讨会。他在会上表达了对美中两国海军关系的矛盾乐观态度，并告诫说不要夸大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所构成的威胁。他的表态反映出，美国认识到与中国海军接触可以取得效果的局限，但是也表明，在美国与中国既合作又竞争的情况下，通过合作可以建立一些机制，让竞争所构成的不必要风险降至最低限度。他还反击了以下倾向，即认为反介入/区域拒止系统是针对美国力量投射的“万灵丹”，他说持这种看法的人并不理解中国在真正成功部署反介入/区域拒止系统方面所面临的技术与操作难题。

报道称，他提到的例子包括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军演，以及他频繁与中国海军负责人举行会晤（今年会晤了5次）。但是他也承认，美中两国仍然在一些领域存在分歧，比如在可能招致风险的中国南海问题上。因此他也强调了必须找到办法让这一风险最小化，比如规定美中军舰和军机行为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理查森强调了在美中拥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与人民解放军海军进行合作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了将中国真正纳入该地区安全架构、以确保共同繁荣的必要性。

据美国之音电台网站9月22日报道，美国最高军事指挥官说，中国与俄罗斯都在跟美国展开对抗性竞争，包括军事上的竞争，尽管军事竞争还不至于引发战争。报道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21日在空军协会主办的年会上说，虽然中国军队的意图和国防预算传统上一直不透明，但在他看来，其军事现代化的规模和目的一目了然。

邓福德说：“我很清楚，中国正展开重大军事事业，以实现核武器现代化，并推动在兵力投放、太空、网络、弹道导弹和防空等领域的现代化。跟俄罗斯一样，中国正谋求限制我们投放军力的能力，削弱我们的太平洋同盟的可信度。”报道称，他认为，美国的政策依然是谋求各种途径跟中国合作，但是在军事上，美军正在注视中国南海的军事化以及中国向亚洲以外的地方扩张。

日本外交学者网站9月19日刊登题为《中国能从伊朗签署核协议之后的开放政策中获利吗？别指望了》的署名文章，作者是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学院博士生王晋与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赵星华。文章称，2016年1月实施的伊朗与所谓P5+1（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加德国）达成的核协议——《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一度燃起中国诸多希望：德黑兰将成为北京“一带一路”战略纲要的重要支柱。对于多数伊朗人而言，取消制裁提供了一条经济命脉，有望结束伊朗的政治弃儿地位，帮助伊朗重新融入全球经济。可是，迄今变化无几。

文章称，当改革派哈桑·鲁哈尼2013年当选总统时，很多伊朗人以为这位新总统会结束核争端，通过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投资解决伊朗的经济问题。可是，2014年以来，石油价格下跌导致伊朗主要依靠能源利润的国内生产总值出现下降。

伊朗有潜力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一个经济体。它是中东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第二大经济体，是中东仅次于埃及的第二大人口大国。然而，自签署《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以来，伊朗有利的人口统计条件并未得到充分利用。

文章称，鲁哈尼政府的核心目标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鲁哈尼政府试图将西方和亚洲国家的资本、技术及专业特长吸引到伊朗来，帮助伊朗更新国家的石油工业、基础设施和电力供应。签署《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之前，尽管北京是德黑兰唯一可靠的经济伙伴，但是中国与伊朗的经济关系仍大大受制于国际制裁。

签署《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之后，中国发现了本国资本投资伊朗的大量机会。一方面，中国认为伊朗应感谢北京长期坚持与伊朗的经济合作。伊朗满大街都是中国产品，不仅仅是不起眼的日常生活必需品，还包括汽车、手机、甚至地铁线路。很多中国专家以此自豪。一方面，中国认为签署协议之后，伊朗会向中国提供更多的经济机会，不仅向中国产品开放市场，而且向资本、管理经验、甚至是代表“中国模式”的“政治建议”开放市场。

文章称，然而，中国在伊朗的经济扩张却面临着重大障碍。首要障碍就是伊朗的政治和宗教强硬派。保守的伊朗革命卫队及其他政治上强硬的团体一直反对向外国资本开放伊朗市场。在一个解除了制裁和消除了保护主义的伊朗，迄今尽享控制伊朗重要行业利益的宗教精英阶层，尤其是伊朗革命卫队，将损失惨重。甚至连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间接支持鲁哈尼的改革和外交努力。哈梅内伊本人甚至提出“抵抗型经济”的主张，旨在避免外国投资大量流入。

来自伊朗强硬派的抵制并非是中国日益增加的投资所面临的唯一障碍。美国仍然对伊朗维持单边制裁。华盛顿认为伊朗——或至少是伊朗内部的某些组织，比如伊朗革命卫队——与中东的恐怖组织关系密切。美国的制裁仍然阻断伊朗进入美国金融市场和美元主导的国际机构。通过合法地阻止美国大银行与这个伊斯兰共和国打交道，美国的制裁对那些在伊朗投资的外国公司构成重大风险。这就解释了为何目前伊朗没有外资企业，特别是美国企业。

文章称，虽然伊朗的强硬派和美国的制裁阻碍了中国在伊朗的经济扩张，但是最大的障碍来自伊朗的中国观。一方面，中国在中东的“软实力”还很有限。对中东来说，北京未被看作是有吸引力的模式。

另一方面，伊朗人对本国文化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感到自豪。多数伊朗人认为中国应感谢伊朗持续向中国市场提供自然资源，比如石油和天然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似，伊朗仍然视中国产品为“廉价”而“劣质”。伊朗人对中国不断壮大的管理特长和领先技术没有表现出多少信任和兴趣。作为中东野心勃勃的大国，伊朗希望与不同的国家进行经济合作，实现经济合作多样化，而中国不应是唯一选择。

文章称，鉴于伊朗2017年即将进行总统大选，鲁哈尼的命运可能大大影响德黑兰吸引外国投资的愿望。但是，即使鲁哈尼继续留任，国内市场环境加大对外国投资的开放力度，中国也不应过高估计它在伊朗的影响和经济机遇。

在中国总理开启对古巴的访问之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这里的行程刚刚结束。安倍22日在接受古巴共产党中央机关报《格拉玛报》采访时说，他要开启日古关系的新篇章。从东南亚到非洲，日本在很多事上把中国当对手。这一前后脚的行程安排留给外界不少想象空间。安倍行前免除了一笔“基本收不回来”的债务作为访古大礼，但在更多媒体看来，哈瓦那与北京显然更亲密。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安倍人未到礼先行。在他抵达哈瓦那前2天，日本宣布了一份“罕见大礼”：免除古巴对日约18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19亿元)债务中的2/3，另外615亿日元可在18年内分期偿还。

安倍的良苦用心似乎没有白费。当地时间22日晚，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与安倍会谈了70分钟。英国路透社称，菲德尔与西方领导人会面并不常见，他通常只见亲密盟友。

23日，安倍与劳尔·卡斯特罗会谈时就日本扩大对古巴投资达成共识。为磋商日本投资项目，两国首脑就11月在东京举行官民联席会议达成一致。安倍还透露计划在当地开设国际协力机构办事处。会谈后两国宣布，日本将为古巴引进医疗器械提供约13亿日元的无偿资金援助。

《日本经济新闻》23日说，上世纪70年代，日本是古巴在西方最大的贸易对象国。之后两国关系趋冷。随着美古关系融冰，日本也看到了更多希望。安倍希望利用这次机会加速日企对古巴的投资。古巴《起义青年报》评论称，日本首相对古巴的首次访问是双边关系的里程碑。重振两国关系是安倍的目标之一。

在一些分析看来，安倍另外的目标指向了两个国家——朝鲜和中国。共同社报道称，考虑到古巴是朝鲜的友好国家，安倍提出希望古巴在解决朝核导弹及绑架日本人问题上给予合作。有日媒23日说，安倍政府打算建造对朝鲜的包围圈，认为有必要对和朝鲜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做工作。据报道，菲德尔在谈到这个话题时说，朝鲜核问题应该通过对话和平地解决。 

日本朝日电视台23日称，安倍访问古巴的另一个目的是对抗迅速在中南美提升影响力的中国。香港《南华早报》评论说，日中总理前后脚访问古巴，让人联想到这两国在东南亚和非洲的竞争。北京和东京在印尼和泰国争夺高铁项目，而东京举办的非洲发展国际会议被认为是针对中国的中非合作论坛。据日本NHK电视台23日报道称，安倍当天在与劳尔会谈时，还针对中国的行动称“严重关切在东海、南海单方面试图改变现状的行动”。对此，劳尔表示“任何纷争和平解决很重要”。

“中日间在发展中国家的外交竞争刚刚拉开帷幕。”日本《外交学者》杂志这样评论这两场外交活动。“德国之声”说，在古巴经济陷入困境的情况下，日本这样实力强劲的经济伙伴到来对古巴来说可谓是雪中送炭。虽然日本方面兴致勃勃地对古巴展开外交攻势，但哈瓦那和北京之间的关系显得更加亲密。中国采取的经济模式一定程度上可以算得上是古巴经济改革的样本。意识形态方面两个国家也更为相似。

刘玉琴23日对记者说，日中领导人先后访古巴，只是时间上的巧合，是联合国大会的安排造成的。这次日本免除了古巴一部分欠账，但大部分都是上世纪80年代的，基本收不回来。古巴经济滞后的状态意味着有很多机会，机遇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古巴房屋破旧了，要盖新的。旅游市场也进一步扩大。日本企业家看到了这一点。而且，困境中的日本经济也需要加强与拉美经济的联系。

“中日竞争的因素不是那么大，日本在古巴没法跟中国比，这很明显”，刘玉琴说，相较于日本，中古之间首先是感情相通，而且基础牢固。在经济合作领域，中国也比日本有优势。我们给古巴的条件更优惠，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古巴的支持。

在2016年这个大选年当中，美国政治、社会风起云涌。特朗普、桑德斯等非传统候选人异军突起;民粹主义、反精英、反智情绪大行其道;长期被认为是“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的全球化受到质疑;族裔矛盾与警民冲突叠加引发多起枪支暴力事件。当前的美国呈现出一种“高能”状态。

美国面临“真问题”

对于此次大选折射出的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学术界及舆论媒体已有较为全面的分析与描述。粗略说来，美国社会面临着贫富差距拉大、中产阶级缩水、白人中下阶层“被剥夺感”强烈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一些美国选民认为国家的政治层面无所作为，因而产生了强烈的“愤怒”感。对美国面临的问题，看几个数字即可有一个更直观、具体的理解。

首先是美国中等收入的成年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提起美国，可能很多中国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一座独栋房子、两辆汽车、两个孩子、一条狗”的中产阶级生活景象。这一景象的“代表性”如今正逐渐消失。2015年，全美中等收入成年人口1．20亿，高收入和低收入人口之和为1．21亿，中等收入人口40余年来首次跌倒50%以下。相比之下，1971年美国中等收入人口比例接近61%。如果按照家庭数来看，情况则更为不妙。2015年，全美中等收入家庭占家庭总数的比例仅为43%，而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分别为49%和9%。作为美国社会稳定基石、“美国梦”的主要载体，中产阶级的缩水恐怕是美国面临的社会矛盾的一个最直观指标。

再看一下就业。从单纯的失业率看，美国的失业率已经从金融危机高峰期的2009年10月的10．0%，下降到现在的4．6%左右，接近充分就业水平。工作是找到了，可是人们找到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呢?我们来看得更仔细一些:2008年1月到2010年2月这段“失业高峰期”，美国损失了357万高工资工作岗位;在2010年2月到2014年2月这段“就业恢复期”，全美共创造了260万高工资工作岗位。也就是说，有90万“好工作”再也未能回来。同期，美国中等收入岗位损失324万，其后创造228万，净减少96万。低收入岗位先损失197万，其后创造382万。显然，相当多的人从中高收入工作岗位滑到了低收入岗位。说得极端点儿，如果原来你是华尔街的高管，现在你是快餐店的服务生，你会满意吗?

最后再看一个关于年轻人的数字。说到美国年轻人，可能“独立于父母”是很多人的印象。那么实际情况怎样呢?2014年，美国18～34岁的年轻人中，与父母住在一起的比例为32．1%，而与配偶或伴侣购房的年轻人下降到31．6%。自19世纪80年代美国开始调查这一数字以来，“住父母家”首次成为美国年轻人最主要的居住方式。相比之下，1960年有62%的年轻人自己结婚买房。当“啃老”成为一种美国现象，大量美国年轻选民选择支持桑德斯，可能就毫不奇怪了。

显然，美国面临着某些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真命题”。

发达国家再次面临发展瓶颈

美国出现的上述问题，实际上是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的反映。

自14～15世纪资本主义在西欧萌发以来，美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依靠三大“法宝”维持其国家地位和生活水平。第一是地理扩张。资本主义从西欧的个别地方先向整个西欧扩展，随后向美洲以及诸殖民地扩张，这个过程经历了数百年。到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资本主义的扩展以全球化面目出现。在这个几百年的扩张过程中，全球资本主义出现了“中心－边缘”格局。除了北美、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仅扮演了原料来源地和消费品市场的“边缘”角色，全球产业链的中上游始终被发达国家占据。

第二是技术进步。从蒸汽机、发电机到信息技术革命，新技术不断提高经济生产效率，为发达国家带来丰厚利润。新技术当然都会产生“机器取代人”的问题。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主要的经济产业基本上一直能够维持在发达国家内部，新技术在发达国家内部虽然消灭了一些工作岗位，但又创造出新的机会。这些国家的实体经济不断向附加值更高的上游移动，因此新技术总体有利于发达国家。

第三是社会制度的革新。所谓“中心国家”从建立开始，始终面临着多种内在矛盾。不过，在几百年的历史进程中，这些国家也不断地进行社会治理层面的改革。以美国20世纪的历史为例，美国先后经历了进步主义运动、罗斯福新政、里根保守主义革命三次大规模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在与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漫长博弈中，西方发达国家吸收了对手大量的合理制度设计，有效缓和了国内阶级矛盾。

总体来说，从几百年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看，所谓“中心国家”固然有国内矛盾非常激烈的时期，但是由于有以上几大“法宝”的存在，大致上可以以波浪状样态向前发展，维持了全民较高的生活水平和总体较为和谐的社会关系。

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普遍进入了一个“瓶颈”时期。从地理范围看，冷战结束后，中国、印度这样拥有超过10亿人口的大国也完全加入到世界产业分工链条当中。从技术革新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技术变革门槛低、复制快，进一步加速了产业从发达国家外流。新一代的革命性技术变革尚在酝酿过程当中，是否出现、何时实现、在哪个领域出现都还难以预测。总之，资本主义经济的彻底全球化，加上人类社会日益紧密的“相互连接”的属性，导致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前者产业“空心化”问题严重;大量西语裔移民涌入美国，占据低薪工作岗位;国际及本土恐怖主义袭击成本低廉、防不胜防。这些问题的规模之大、程度之深都是过去的“中心国家”没有经历过的。

面对这些问题，对美国人来说，目前可以指望的就是制度变革了。毕竟，从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保守主义革命带动美国政治光谱向右移动之后，一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没有出现过系统性的制度变革。这是理解2008年与2016年两次大选的关键。2008年美国大选，面对“两场战争”和“一场危机”的美国选民，选择了当时的“圈外人”奥巴马。从这一点看，当年的奥巴马本质上与今天的桑德斯、特朗普有着某种“神似”。只不过当时人们没有将奥巴马叫做“反建制派”而已。只当过一届联邦参议员的奥巴马以“变革”为旗号，誓言改变华尔街与华盛顿的政治与金融生态，实际上许诺的就是一场制度变革。不过，8年过去了，美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似乎仍然复杂难解。美国部分选民变得更不耐心，开始呼唤比奥巴马更加“体制外”的政治人物，从未担任过任何公职的特朗普、自称“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特朗普现象”是激进地寻求制度变革

正如极少有人在初选之初即能预测到特朗普最终将获得共和党总统提名一样，也极少有人在此次美国总统选举之前，就能深入讨论美国面临的深刻政治、经济与社会矛盾。显然，美国大选扮演了美国国内问题“放大器”的角色。如果没有大选这样一个平台，美国面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不会被提到全国政治的平台上来讨论;那些沉默的愤怒者的声音，很难引起政治家和学术界的重视。当前舆论对美国大选的关注，过分地被特朗普特立独行的风格所吸引，导致某种“娱乐化”的倾向。实际上，无论特朗普个人是否值得被严肃看待，“特朗普现象”都值得被更加严肃地看待。同时，“特朗普现象”的正面意义也值得被严肃地看待:“特朗普现象”至少是一次美国资本主义制度面临问题的自我暴露;也是美国社会继2008年之后试图实现制度变革的再次尝试。这种内部问题的及时暴露与自我革新的动力，恰恰是维持美国长期竞争力的根本驱动力。此外，假如“特朗普现象”真的会引发美国制度层面的变化，这一变化更需要我们严肃对待。

尤其需要关注的是，目前希拉里、特朗普都表态反对TPP，反自由贸易、反全球化、反移民的情绪在美国大行其道，2017年新政府成立后，美国真的会从全球化领导者这一位置上后撤吗?这一问题当然现在还很难回答，毕竟我们还不知道谁会当选美国总统。但是有以下几件事情我们可能比较确定。一是希拉里恐怕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反全球化者”。她的相关表述，更多地还是竞选语言、政治需要。如果她当选，为政治需要做一定的调整是必要的，但大幅度的变革应该很难看到。二是如果特朗普当选，变革的幅度大概要大很多，但是他的“药方”有些确实很难实现，可能面临法律障碍、国会阻力和行政部门官僚机构的反弹。三是相比于2008年大选围绕奥巴马积累的极为强烈的“变革”民意，此次大选迄今还有一半多一点儿的选民支持建制派候选人。变革的动能并不比2008年大。大选这个“放大器”去掉之后，美国国内关于制度变革的呼声可能会再次成为潜流，等待下一个可以爆发的“火山口”。四是2008年大选民主党不仅赢得总统选举，而且拿下国会两院，为奥巴马变革创造了良好的国内政治条件;而2016年选举国会有可能出现“分裂国会”的状况，即共和党掌控众议院，民主党掌控参议院。未来总统如要变革，国内政治环境恐怕不如奥巴马当年。

整体而言，无论就经济还是社会来说，美国在全球都名列最开放的国家之列。2017年的美国可能会从现在的位置向封闭的方向移动，现在难以判断这种移动会持续多长时间，会移动到多远。比较大的一个可能性是，这个移动将会是有限的，甚至象征性的。美国从全球化领导者的地位上“撤退”的可能性并不大。更有可能的一个选择是，美国利用自己的发展阶段优势以及实力优势，谋求对自己更有利的全球化。实际上，TPP本身就是从WTO机制偏离到对美更为有利的多边化的努力。奥巴马政府推动的制造业回流等努力，本身就是对全球化的一个调整。近几年无论是对人民币汇率的指控、对中国商品反倾销的调查，直到最近有关中美投资协定的困难，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争执，都应该在这一趋势下考察。而中美未来的博弈，也将在这一深远的背景下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