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财经研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任务“三去一降一补”，近期来首当其冲的就是“金融去杠杆、防风险”，而恰恰就是这个“敏感地带”传出了“短兵相接”的信号……

就在《中华工商时报》刊文嗔怪证监会刘主席抨击券业乱象的讲话“太不合常规”的时候，山东保监局在11日发布的《山东保监局关于英大财险潍坊中心支公司严重妨碍监管检查恶性事件情况的通报》中还原了一起“令人思忖金融业乱局”的窃听事件的经过——

2016年12月至2017年1月，山东保监局对英大财险山东分公司及其所属潍坊中心支公司保险业务经营情况开展现场检查。

2017年1月6日，检查组发现英大财险潍坊中心支公司在该公司提供的检察人员工作场所安装了2部智能窃听装置，用于窃听检查组调查谈话及工作交流内容。

据中国经营网援引消息人士称，窃听装置的安装位置隐藏在座位下方……

也就在此时，项主席也“很接地气”说了一句“触犯红线者，露头就打”！

山东保监局在通报中严厉表示“性质极其恶劣，影响极坏，该行为属于拒绝或者妨碍依法监督检查。”

山东保监局经查实，窃听行为系英大财险潍坊支公司副总经理鲁文涛、综合部临时负责人韩涛、代理人杨长浩、财务辅助岗人员崔昭等人蓄意串通、共谋，意欲窃取检查组重要谈话内容，以便进一步干扰、妨碍、对抗监管检查。

而山东保监局之所以派出检查组，正是因为英大财险潍坊中心支公司存在业务违规问题。经该检查组现场检查，英大财险潍坊支公司存在设立大额账外资金、代理业务手续费不真实、报销虚假费用等违规问题。

……

显然，金融强监管的持续“深挖”，已经让部分“非法利益集团”走上“直接对抗”的邪路，发生在山东潍坊的这起“窃听门”事件，不过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值得注意的是，据媒体报道，“英大财险”的31家股东几乎全是“国电、国网”系统的大公司）。

而更多还不为人知的“殊死搏斗”很可能仍然在日常监管和市场运行过程当中“暗中较劲”（例如近期针对各种“交易所”的整顿，以及监管层直接对某些期货公司“盈利突然暴增，你就不知道哪里有问题？”的诘问）！

表面上看，金融强监管的深化，是因应近年来“金融风险陡增”的应对之策，但从根本上来看，则是不同利益集团在“金融脱实向虚”的逆流当中，寻求自身利益扩张时，触碰“红线”倒逼监管层“调整政策”、进而促使决策层“总结经验”，重新划定金融资本与实业资本，在国家经济政治生活当中权利地位的一次“大调整”，而这种“触及灵魂更触及利益”的大调整，在近期有“白热化”乃至“刺刀见红”的趋势！

侦查与反侦查的“碟中谍”故事，并不仅仅局限于中纪委播发的系列“纪录片”当中！（发生在潍坊的保险公司人员对检查组的窃听，与黄兴国落马前与“违反组织纪律”与其“勾兑”中纪委相关检查信息的XXX，几乎是如出一辙，只不过一个是“主动”一个“被动”）

从大角度看，决策层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2017年乃至整个十三五期间的“工作主轴”，而这必定是一场涉及所有人、所有利益群体的“权力大调整、利益再分配”，诸多此前若干年形成的，已经被“习惯化”，甚至“理所当然”的行为与认知，都在被解构与重构当中，只不过，近期的“窃听保监局检查组”的故事，搞得像好莱坞大片那样令人“辣眼睛”而已！！

必须承认的是，这场“触及灵魂更触及利益”的大改革，已经让习惯了“旧模式”下生态环境的各个利益集团开始感到了“不适”，从一些基层组织不作为的“软顶”，到类似“窃听、打探”的这样的“硬抗”，估计随着“重构利益关系”所引发了“利益冲突”而持续出现。

在经济领域，体制内对减税的“热捧”与体制外的“无感”，折射的是“探索中”的上层建筑与“已经变化了”的经济基础之间的“巨大磨合成本”；

政治生活上，监察委和“新核心”的推出，体现出未来若干年，上层建筑当中“权力架构”相对于经济基础与社会变化所做的“与时俱进”，也是对此前4年“反腐败”破除的“不正常的既得利益结构”的“继续斗争”；

而在地缘斗争上，除了中国军机和舰船到“日本海”自由航行外，习总书记刚刚“隆重欢迎再次当选的越共总书记”（后者带上几乎半打“在政府当中有任职的中央委员”来访）共叙“传统友谊”，实际上，除了还在找梁振英“讨要装甲车”的新加坡，近期，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泰国等均逐步在改善或强化对华关系，在川普“明确其亚太政策”之前，这些“邻居”打算重新挤在中国周边取暖，以待时局的再次变化……

当然，最让世界“头大”的仍然是川普先生，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思潮簇拥着这位“推特总统”拱上白宫，这位打算“砸碎一个旧世界、重塑一个新世界”的“公牛”，带给破败的世界经济这个“瓷器店”的，可能更多的“不同利益群体”间更加夸张的“对抗”（尽管这种“对抗”最终可能还是为了在新的价位上“成交”）。

……

世界如此，中国也难以免俗，除了硬扛“外部压力”，内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实打实的“硬仗”，必须首先要攻克的两个“阻力点”一个就是“脱实向虚”的金融，另一个就是“盘根错节”的过剩产能。

而众所周知，这两个领域，都是旧模式下既得利益集团“最为根深蒂固”之处，无怪乎，2015年整出个“股灾”，2016年闹出个“债灾”，紧接着就是“资本外逃”，刘主席算是看清楚了这其中的“症结”，才会“放下风度”大声斥责“妖精和鼠、狼”，项主席也才厉声道“露头就打”！

至于“去产能”层面，我们已经不止一次的听到“压缩钢铁不能河北一家独扛”，“民营经济成了去产能的‘围剿对象’”等……

现在，走了姚老板、许老板，金融系统内部的“内鬼”又浮出水面，金融强监管折射出的“利益纠葛”已经有“殊死搏斗”的征兆，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必须克服的“利害关系”决定了，这场斗争的长期性乃至“严酷性”，一点也不亚于“中纪委宣传片”所揭露的“真相”……

那么，今天博览研究员首先来看看，在涉及“大力振兴实体经济”伟业当中，作为“核心载体”的制造业，尤其是民间制造业最关心的“减税降费”，究竟是谁把中央政府“营改增”释放的“减税红利”给“偷吃”了？

【博览财经研报】为何中国政府一直在喊减税减费，但中国企业的税费却“不减反增”？博览研究员认为，根本原因是中国绝大部分地方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中央政府“降税减费”的红利基本上都被地方的财政“黑洞”给吞噬掉，而一般企业的“获得感”自然大打折扣！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表示，全面营改增的减税额度有望达到9000亿元。

●有预测称，2016年营改增减税总规模接近6000亿元。

●但中国税收占GDP的比重“由2009年的17.22%上升到2015年的18.46%”这一数据，让再多的“减税让利”的实效，变得难有人喝彩。

●稍加统计不难发现，除了税收“不减反增”外，企业承担的费用(非税收入)增加却跑得比“税收”更快。此外，近几年来，中国财政收入的增幅远远跑赢中国GDP的增速也反映了这点。

博览研究员要强调的是，绝大部分地方政府面临的严重“财政危机”吞噬了一系列“初衷良好”的改革善意——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危机正在逐步出现。尤其是“县级财政危情”最为“突出”。公务员发不出工资，8成地区没及时上调养老金，财政收入不到预算的一半……

不仅在欠发达地区出现，中国地方政府面临着的“财政危机”，在相关发达的地区同样也存在，可以说中国面临着全面性地方财政危机。

◆纳入预算内的地方政府债务总规模约30万亿，约占GDP的42%，成为“一类”债务。地方国企和央企的杠杆率高达153%，规模可谓是“庞大至极”。而这部分债务在“政企不分”的中国大多都有地方政府背书，提供了信用上的隐形担保，因此，一旦出现“违约”便也成了“地方政府”的债务，暂且称为“二三类”债务。

除了以上两大债务之外，更可怕的是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债务只能依靠“借新还旧”，“滚雪球”式的扩大。据数据统计，中国每年单支付债务利息就要至少要花掉4万亿元，约占了中国整体宏观税负的1/3。

然而，财政“分税制”改革导致，只有约为30%的收入归地方政府，可想而知，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到底有多了。

中国企业的“宏观税费”均“不减反增”

博览研究员找到了一些官方的数据发现，事实正如中国企业和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所言，中国宏观税负“不减反增”：在经历了几年的“营改增”后，中国税收占GDP的比重由2009年占GDP比重17.22%却上升到2015年的18.46%。可见现阶段，中国实际减税力度如何了……

◆从下表可以看出，自2012年以来，中国GDP增速告别了多年接近两位数的增速，中国的财政收入也终结了多年来维持在20%左右的高增长。但财政及税收收入整体增幅仍快于GDP增幅，中央财政超收成为常态。

◆除了税收“不减反增”外，费用(非税收入)增加却跑的更快。

不仅税没有降下来，而且各种费用(非税财政收入)近几年在快速增长。如下图所示，很多地区的非税收入增长远远快于税收收入。

为何中央政府一直在喊减税减费，而中国企业的税费“不减反增”呢？

博览研究员认为，中国企业的税费“不减反增”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绝大部分地方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危机正在逐步出现。尤其是“县级财政危情”最为“突出”。

此前，在2015年12月份披露的公开数据显示：

●在山西，其119个县中，有103个县发不了工资。

●在陕西，曾经最富饶的县也开始面临着财政危情：府谷县,这个中国经济百强县位于煤炭、镁等资源富集区，民营经济占到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2013年府谷被断定为陕西“民营经济转型进级实验田”。然而，2016年3月，府谷县工业经济局对全县387户工业企业查询拜访显示，有22户企业停产，64户企业半停产。府谷县级财政状况的危机，绝不是陕西的“个案”。位于陕北的延安和榆林两市，下面的县级财政直接形成了断崖式下跌。

●此外，2016年仍约有8成地区没有上调养老金，这应该跟地方财政困难有关。2016年，中国养老金上调速度一改以往的10%，规定增速下调为6.5%。然而，全国31个省市区中，目前只有上海、北京、云南、甘肃、山东五地宣布了调整细则，其他26个省份均未公布具体调整方案，约8成地区没及时上调养老金。

下表显示，中国地方政府面临着的“财政危机”不仅在欠发达地区出现，在相关发达的地区同样也存在，可以说中国面临着全面性地方财政危机。

◆地方政府债台高筑，除了“一类”、“二三类”庞大的债务外，几乎中国宏观税负的1/3才能面前勉强应付“利息支付”。

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有多大呢？在这里，我们用数据说话——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其债务主要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一级债务，直接是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上的“负债”。据东方财富网报道，截至2015年末，纳入预算的地方政府债务16万亿元，加上未纳入政府预算的地方政府或有债务(主要为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10.5万亿元左右，再加上2016年新增债务扣除2.8万亿到期债务，债务净增加约2万亿，因而博览研究员认为，纳入预算内的地方政府债务总规模约30万亿，约占GDP的42%。

根据中国社科院的数据和估算，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大概是30万亿左右，上述估算与这一数字大致吻合，因而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占GDP比重已经超过了40%。然而，这部分还只是审计口径的地方债务规模，而实际规模是个上帝才知道的数字。

其二，二三类债务是一种或有债务。由于地方国企的资产负债率极高，在“政企不分”的中国，这些债务从发行起就有着地方政府的背书，因此，这部分从名义上看不是地方政府的债务，但实际上地方政府多少提供了一些信用上的隐形担保。地方国企和央企的杠杆率高达153%，可见这部分债务规模之浩大。

实际上，除了以上提到了的“一类”和“二三类”庞大的债务外，更可怕的是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债务只能依靠“借新还旧”，“滚雪球”式的扩大。据数据统计，中国每年单支付债务利息就要至少要花掉4万亿元，约占了中国整体宏观税负的1/3。

然而，财政“分税制”改革导致，只有约为30%的收入归地方政府，可想而知，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到底有多了……

承担经济“稳增长”的大任，烧钱的还是“地方政府”，修公路要钱，修地铁要钱，面对“钱少事多”的严峻现实，地方政府对“减税”究竟能够有多积极，已经不需要多说。正是由于中国绝大部分地方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中央政府“降税减费”的红利基本上都被地方的财政“黑洞”给吞噬掉，而一般企业的“获得感”自然大打折扣！

【博览财经研报】博览研究员强调“近期李克强总理的相关讲话已经表明了决策层的态度，目前再度大规模减税不可能，重点降费才是关键！”我们看到，克强总理屡屡强调“降费”，频频谈及“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

博览研究员注意到，不只是决策层，的确当前市场反映的企业税负问题也主要集中在费用方面。在博览研究员看来，这均表明当前中国的税收结构还不够合理，仍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一方面，博览研究员注意到，当前中国宏观税负和企业税负显著背离，企业承担税负较重。2015年中国的宏观税负为29.33%，但企业实际应缴税费在利润中的占比在2015年高达67.8%。

◆一方面，博览研究员认为，造成企业税负较重，除了企业、个人缴税比例有待调整外，更重要的是因为企业除了缴税，还要负担各种各样的费用所致。但中国企业除了缴纳税收之外，还需要缴纳行政收费、基金、社保等各种税以外的收费，累加起来给企业造成了较重的整体负担。

◆另一方面，博览研究员认为，从更深的层次看，税费结构的不合理更是中央地方财政矛盾的一大体现。

综合来看，博览研究员认为，当前中国的税费结构，决定了2017年决策层减轻企业负担的重点应在降费上。而如若要深入解决降费问题，更要深入解决央地财政矛盾。

决策层及市场齐齐强调费用问题

博览研究员注意到，不只是决策层，的确当前市场反映的企业税负问题也主要集中在费用方面。

显然，相较于税，费用是当前市场以及决策层更为关心的问题。

企业费用高企的背后，是中国税费结构的不合理，也是中央地方财政矛盾的体现

博览研究员认为，以上决策层意图、市场反馈均表明当前中国的税收结构还不够合理，仍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博览研究员注意到，当前中国宏观税负和企业税负显著背离，企业承担税负较重。

从全部政府收入在GDP的占比来看，2015年中国的宏观税负为29.33%，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属于偏低水平，既低于美、日、德等主要发达国家，也低于韩国、巴西、俄罗斯等国。但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总税率、即企业实际应缴税费在利润中的占比在2015年高达67.8%，不仅高于主要发达国家，也显著高于印度、墨西哥以及东南亚等主要出口导向型经济体。

◆同时，博览研究员认为，造成企业税负较重，除了企业、个人缴税比例有待调整外，更重要的是因为企业除了缴税，还要负担各种各样的费用所致。

目前，中国企业需要缴纳十多种税，其中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是主要构成。企业所得税的基本税率为25%，而国家扶持的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则可低至15%。目前，中国增值税划定了几档税率，最高为17%。在美国，企业不需要缴纳增值税，只需缴纳企业所得税。联邦政府征收35%的企业所得税，州政府则根据各州法律征收不同的税率，根据经合组织（OECD）数据，美国地方政府的企业平均税率为6%。因此，美国的平均企业税率加起来在40%左右，并不算低，近几年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都名列前茅。但中国企业除了缴纳税收之外，还需要缴纳行政收费、基金、社保等各种税以外的收费，累加起来给企业造成了较重的整体负担。

◆更进一步看，博览研究员认为，从更深的层次看，税费结构的不合理更是中央地方财政矛盾的一大体现。

根据世界银行国内生产总值税负率的数据排名（国内生产总值税负率=全国税收收入/GDP），2011 年全球有数据的150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以10.39%的水平居于第 131 位，远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税收负担，仅为排名第一的立陶宛税负率的1/4。全球平均税负水平为13.72%，高于中国的税负率3个多点。

世界银行的统计仅仅将中央政府的税收收入计算在内，而同样占据重要地位的地方税收并没有同步反映出来。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每年全国税收总收入中约 45%的税收收入来自地方政府，如果将地方税收考虑在内，中国税负水平远超过数据表现，甚至超过全球过半的国家和地区。事实上，费用的征收主体也正是地方政府。

事实上，博览研究员已强调指出，当前中国央地财政矛盾突出。“一直以来，中国都是中央政府承担支出责任最少的国家。财政部数据显示按预算内口径计算，在收入上，2015年中央和地方各占45.5%和54.5%；在支出上，各占14.5%和85.5%。”“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在财政收入上，中央和地方的分配比例尚属正常，但在支出分配上，地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以下的所有政府）所占比重之高，全世界无任何其他国家可比拟。例如，实行联邦制的美国的州和地方政府的支出比重即在50%以下，国家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是由联邦政府完成的。”

在地方背负了较大的财政压力背景下，我们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地方税收为何如此之高，各种杂费如此之多。而这也意味着，如果要深入地改变这种费用又高又多现象，应该着手解决央地财政矛盾问题。

结论

综合来看，当前中国的税费结构，决定了2017年决策层减轻企业负担的重点应在降费上。同时，博览研究员认为，如若要深入解决降费问题，更要深入解决央地财政矛盾。

【博览财经研报】关于“企业税费高企拖垮制造业”的话题，很显然的是近期舆论的焦点。

不过，博览研究员想要强调的是，面对企业税费负担问题，不论是李克强在2017年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讲话，还是发改委、财政部的“回答”，其态度都是鲜明的：重点在降费，而非减税。

也就是说，对于决策层而言，“降成本”之路会大概率沿着结构性减税这条路径走下去，但是减轻企业重担的重点（至少是2017年）不在“减税”，而在“降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决策层的态度如何？哪些措施是下阶段工作的重点？是否能通过“结构性降成本”振兴实体经济？

重点不在“减税”，而在“降费”

可以看到，随着近期曹德旺、“死亡税率”等不断站上舆论焦点，关于制造业的成本、企业的税负议论很多。

不过，博览研究员想说强调的是，决策层的态度是鲜明的：（至少在2017年）重点在降费，而非减税。

为何会这么说？博览研究员注意到，关于“减税降费”问题，决策层与监管层近期是这么说的——

而值得注意的是，连续5年，中央政府工作的“当头炮”都是“简政放权”——

2013年3月本届政府成立后首次常务会议，重点研究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事项；

2014年第一次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推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三项措施；

2015年首次常务会议确定规范和改进行政审批措施；

2016年1月13日的常务会议决定再推出一批简政放权改革措施。

1月4日，在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2017年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简政放权”再次成为“关键词”。

博览研究员认为，从决策层到监管层的种种表态，可以看到，2017年减税降费的主要在于“费”，即行政事业性收费等存在“减”的空间。

为何“5000亿减税”效果不彰？

12月27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召开营改增媒体吹风会。会上，国家税务总局总会计师王陆进通报，2016年1-11月份营改增带来的整体减税已达到4699亿元。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表示：“营改增减税效果实实在在”。

然而，“结构性减税”5000亿，从企业家群体的“切身感受”来看，效果不彰，至少是“获得感不强”。博览研究员注意到，就具体的“税负”核算问题来看，一个突出问题在于一些地方政府作为“最大受惠者”的企业老板和学者却在此时发出了“死亡税率”的“质疑”！

为何如此？

博览研究员认为，当前企业普遍认为税负较重的一个原因，就是在经济下行期，随着企业利润的下降，税负重的问题凸显出来。实际上，企业税负感重的原因，除了来自于缴纳的税收之外，还有大量的来自政府部门的费、基金、乱摊派和乱罚款以及来自于中介、行业协会等机构的收费等。

另外，统计口径存在交叉、重复计算问题，但仍可用其大致观察企业税负感的轻重。政府、机构或者个别学者，经常喜欢用营业收入做分母计算企业税率有多少，在这样的基础上计算税率，显示出来的税率却很低，好像企业没什么负担。可实际情况却可能是，企业没什么利润甚至亏损了。有时候，企业亏得都一塌糊涂了，但是税却样样都得交，哪个也跑不了！

“结构性降成本”如何振兴实体经济？“自我革命”才是关键

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仍较大的情况下，减税无疑将会降低企业和居民的税负感，对于扭转经济下行趋势、增强经济活力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减税最为直接的目标。然而，博览研究员认为，减税不是权宜之计，优化税制结构和国民经济分配关系，倒逼行政改革，实现政府—市场关系的动态平衡才是最为重要的。而这也是决策层这五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

可以看到的是，在经历了长达十多年的战略机遇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对我国的不利因素在增加，特别是随着特朗普当选美国新一届总统，给我国发展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中美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将成为未来国际经济形势发展变化的主要因素。

在诸多竞争因素里面，制度竞争是核心，而税制竞争又是制度竞争中的重要一环。

◆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曾宣布以全面减税为核心的经济政策竞选主张，主张将联邦个人收入所得税率简化、降低，并将最高联邦企业所得税率由目前的35%降至15%，提议对美国企业海外利润一次性征收10%的税。这些主张不仅将增强了美国企业的竞争力，而且还将促使大量海外资金回流美国。

◆同时，2016年12月15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提升25个基点，表明美国进入重启加息周期，这也对我国带来了较大压力。

无论特朗普做出的减税承诺能否实现，我国都需主动求变，拿出自己的应对方案，形成税制优势。

尽管决策层表示，“还要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推进“放管服”改革，推进“放管服”改革向纵深发展，降低税费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

但实际上，中国企业面临的问题是不减税，主要是缺乏一种可靠的制度保障，随意性太强，导致企业家没有安全感，这种随意性不仅包括成本随时增加，还包括产权的安全性没有法治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政策层面在“简政放权”方面取得较大成效，但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仍不平衡，我国当前经济社会中出现的诸多矛盾与问题，也大都与此有关，特别是政府的“越位”和“缺位”，影响了市场经济和社会运行的质量和效果。

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主动改革，也需要实施倒逼机制，倒逼地方和一些部门“自我革命”：通过“减税——缩减支出——调整职能和事权——退出部分竞争性领域”这一逻辑，形成倒逼机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博览财经研报】博览研究员注意到，在实体经济日益低迷、2017年新一轮经济规划即将展开之际，市场越来越多地发出了对中国当前税费现状、收入分配结构的思索。

那么2017年中国可不可能再实行新一轮减税？决策层的最新表态又是什么？

◆在博览研究员看来，近期李克强总理的相关讲话已经表明了决策层的态度，目前再度大规模减税不可能，重点降费才是关键！

◆博览研究员认为，事实上，从中国当前的财政收支状况来看，中国并没有较大的减税空间。一方面，尽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强调实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但 2017年中国财政赤字率依然大概率依然维持3%左右，即使有所提高幅度也不会太大。另一方面，当前不断高企的政府债务率、房地产已进入下行周期、PPP项目有限的增量，都制约着2017年财力增长点进一步发力。

◆同时，博览研究员认为，从更长远看，面对特朗普掀起的中美经济大战，中国对企业的长远生存环境进行深入调整乃是必然。当前中国企业所得税率为25%，增值税率为17%，显然与美国宣称的制造业15%税率有较大差距，如果在几年里这种状况依然没有得到大幅改善，中国将在这场中美经济大战中逐渐落于下风，难以跟上全球经济格局调整的步伐。

面对近期市场热议的税费问题，李克强总理明确回应，“还不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

从2016年末的“曹德旺跑了”，再到娃哈哈宗庆后、TCL李东生、格力董明珠同谈中国企业税费较高，博览研究员注意到，在实体经济日益低迷、2017年新一轮经济规划即将展开之际，市场越来越多地发出了对中国当前税费现状、收入分配结构的思索。

那么2017年中国可不可能再实行新一轮减税？决策层的最新表态又是什么？

在博览研究员看来，近期李克强总理的相关讲话已经表明了决策层的态度，目前再度大规模减税不可能，重点降费才是关键！

2016年12月23日，李克强审议通过了《西部大开发“十三五”规划》，同时表示继续落实好减税降费各项政策措施，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2017年1月4日，在2017年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上，李克强再次明确发声：

“最近有声音认为企业税负过高，其实仔细掰开来算细账，主要是企业的非税负担过重。企业成本高在哪儿，还不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

 “有些根本没有名目的‘费’，监管者对企业是说罚就罚、说缴就缴，企业的成本怎么能不高？我们一定要站在企业角度、站在百姓立场想问题！各部门都要统一思想，让基层执法机构切实能够实现综合执法，同时在执法中推进‘两随机一公开’，最大程度减小自由裁量权，切实为市场主体和百姓减负！”

李克强进一步指出，推进简政放权改革，既要取消审批项目、缩短审批流程，又要切实清理中介等各种不合理收费项目，从而真正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显然，李克强的一系列表态，都表明目前来看，决策层调整企业税收的重点在降费，并不在减税上。

从2017年可能的财政收支状况来看，目前中国并没有较大的减税空间

博览研究员认为，从中国当前的财政收支状况来看，中国并没有较大的减税空间。

◆一方面，尽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强调实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但 2017年中国财政赤字率依然大概率依然维持3%左右，即使有所提高幅度也不会太大。

虽然中国已进入新一轮财政赤字扩张期，2014-2016年分别安排赤字1.35万亿、1.62万亿和2.18万亿，对应财政赤字率分别为2.1%、2.3%和3%，财政赤字率逐年提高，但目前来看，2017年财政赤字率大幅提高的可能性并不大，很可能依然是在3%左右。

2016年12月29日，财长肖捷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强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适度扩大支出规模，促进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但随后据彭博汇总19家机构对中国今年预算赤字率的预测，最近一次预测中值为3.5%。1月6日，彭博再次称，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称，中央计划将2017年财政预算赤字率维持在3%。

◆另一方面，当前不断高企的政府债务率、房地产已进入下行周期、PPP项目有限的增量，都制约着2017年财力增长点进一步发力。

博览研究员经过回顾梳理最近3年的政府财力账本，可以判断2017年政府财力主要增长点包括以下几个：加大政府债券发行；政府性基金盈余，缓解财政收支压力；通过盘活存量财政资金，弥补赤字；继续发行专项金融债，扩大专项建设基金；PPP加速落地，加大力度撬动社会资本。现在我们从各项财力增长点具体情况来看2017年中国财政状况能否得到大幅改善，未来是否存在大幅减税的可能。

首先，在中国政府债务率高企的前提下，2017年再度大规模发行国债、地方债的可能性不大。

2015年中国政府债务率已达40%，其中2015年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6万亿元，债务率高达23.6%，远超美国地方政府13%-16%的负债率上限，也接近加拿大的25%上限。而据央行相关人员测算（仅为央行人员学术观点），即使2017年中国政府债务率进一步上升，但上升空间也不大。这也意味着2017年再度大规模发行国债、地方债的可能性不大。

其次，房地产已经进入下行周期，将会进一步拖累2017年政府性基金收入。

2016年1-10月，政府性基金收入3.37万亿，同比增长12.3%，其中土地出让金收入2.65万亿（占比近80%），同比增长15.2%。显然，因为今年房地产超预期回暖，使得土地出让金收入快速上涨，远超预算计划（财政预算中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下降13%），带动政府性基金收入大涨。

而目前房地产已经进入下行周期，12月40城、26城地产销量跌幅分别扩大至-19.1%、-23.8%，惨淡收官。12月百城土地成交面积季节性反弹，但同比增速大跌并转负至-28%，三四线库存去化不畅令开发商拿地意愿仍弱。在这样的房地产走势下，显然2017年政府性基金收入难现2016年的涨势。

再者，尽管2017年PPP落地将会加速，但顶多为2万亿元的增量对总体财政收入来说改善并不大。

目前财政部的最新季报还没发布，但博览研究员统计了8月31日之前的所有项目，其中进入执行阶段的1.55万亿，从去年到今年一季度末落地5100亿，二季度5500亿，三季度落地规模5000亿，这意味着落地洪峰还在继续，如果这个速度保持下去，2017年新增落地规模应该在2万亿左右，累计达到4万亿。

当然，未来PPP落实能否获得顺利推进依然还是未知数，相应地这个2万亿增量也可能存在一定高估。

从更长远来看，面对来自特朗普的制造业回流压力，中国减税降费不可避免

2017年中国减税空间不大，是否意味着未来中国税收将长期保持现有水平?

博览研究员认为，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今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加强，资本大举回流，同时特朗普宣称要将美国制造业税率由35%降到15%，更进一步抢夺国际资本。面对美国的全力挑衅，中国也需要调整企业的长远生存环境，当前中国企业所得税率为25%，增值税率为17%，显然与美国宣称的制造业15%税率有较大差距。

综合来看，博览研究员认为，迫于财政收支压力，2017年中国大概率难以再次实行大规模的减税，但从更长远看，面对特朗普掀起的中美经济大战，中国对企业的长远生存环境进行深入调整乃是必然，否则的话，中国将在这场中美经济大战中逐渐落于下风，难以跟上全球经济格局调整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