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财经观察】2017年5月中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28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前来参加,这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三年多以来,围绕“一带一路”举行的最高级别国际论坛。就在人们展望高峰论坛将给“一带一路”带来怎样的新气象、新发展的时候,曾经广受国际社会关注的另一个以丝绸之路命名的区域合作规划却已经从国际话语中消失多时,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这就是美国奥巴马政府时期由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大力宣传推广的“新丝绸之路计划”。
历史不能假设。不过这句话被提到的时候往往都是因为需要对历史进行假设。倘若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获胜的不是特朗普而是希拉里,“新丝绸之路计划”几乎可以肯定还会经常出现在美国的外交话语当中。但是,能把“新丝绸之路计划”的消失归结为希拉里没能入主白宫吗?实际上,即便是希拉里当政,“新丝绸之路计划”的前景也不会乐观到哪里去。
这倒不一定是事后诸葛亮,希拉里担任国务卿的时候曾经有过整整四年时间去推行她所热衷的这项区域合作规划,但是最终这项计划却连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都没有熬过,就已经悄然消失在美国国务院的文件堆里。显然,用特朗普击碎了希拉里的总统梦甚至用克里取代了希拉里的国务卿职位来解释“新丝绸之路计划”遭遇失败,并不特别令人信服。
时至今日,讨论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为什么会在没有产生任何值得重视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后果之前就已经死亡,仍然是有意义的。原因当然不仅仅在于,中国正在联合有关国家共同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和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存在名称上的相似;而是在某种程度上,“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取得初步成果,恰恰是因为避免了“新丝绸之路计划”最终遭遇失败的内生性原因;更重要的是,如果“一带一路”要继续推进,取得各参与方所期待的成果,“新丝绸之路计划”的失败能够提供许多警示。同时,还需要看到,尽管“新丝绸之路计划”已经曲终人散,然而美国想通过该计划达成的战略意图依然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一带一路”倡议造成影响。
美国损人利己导致失败
导致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失败至少有如下几方面因素。
首先,“新丝绸之路计划”是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服务的,不存在所有参与方共同的利益诉求。美国当年推动“新丝绸之路计划”,核心目标在于摆脱阿富汗战争久拖不决的困境。但美国并不甘心彻底退出阿富汗,而是调整策略,寻求通过与周边国家的合作来降低美国对阿富汗政策的成本。说到底,美国在阿富汗并不是打输了战争,只是打烦了而已。持续十多年的所谓“反恐战争”始终没能稳定住阿富汗,也就没有办法让阿富汗发挥美国向中亚腹地乃至于中国新疆渗透、控制大中南亚区域的基地作用。美国希望打造从阿富汗向北连接中亚向南沟通印度的纵向区域合作规划,就是希望通过发扬希拉里所谓的“巧实力”来在阿富汗战争无法如愿结束的情况下,尽量发挥阿富汗的枢纽作用。这一计划并不真正着眼于解决阿富汗问题,也无意实现从中亚到南亚的互联互通,实际上美国从来就没在互联互通上倾注过值得一提的精力。美国要的无非是通过阿富汗把从中亚到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拉到同一个框架下,共同为美国的地缘大战略服务罢了。这种别人承担成本自己获得收益的自私行径,显然不可能得到阿富汗周边国家的真正认同。
其次,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公开排斥中国和俄罗斯两大国的参与,并挑拨中南亚国家和中俄的关系。这种损人利己的手段不但没有实现让中南亚区域和中俄两国渐行渐远的目标,反而导致“新丝绸之路计划”的道义感召力进一步遭到削弱。毕竟,至少在中亚,俄罗斯的影响力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撼动的,而在南亚,由于巴基斯坦的关键支撑,中国的影响力也是美国无法排斥的。美国作为冷战后的唯一超级大国,在绝大多数区域和次区域都拥有其他国家很难与之竞争的影响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能在所有区域都充当规则制定者和秩序维护者的作用。美国在中亚的影响力不如俄罗斯,曾经在一些国家通过策动“颜色革命”取得的地缘政治成果早就被俄罗斯反击成功,在南亚无法突破已经存在了60多年的印巴对抗格局,对南亚次区域进行整合,也无法破坏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战略互信与合作。美国在自己并不拥有压制中国和俄罗斯的力量的区域,试图推行同时排斥两大国的“合作”策略,遭遇挫折是必然的。而究其原因,还是美国对自身力量和影响力的过度自信。
再次,美国在“新丝绸之路计划”参与对象之间推行差别待遇,责任与权利、成本与收益分配不均。“新丝绸之路计划”以阿富汗为核心,以希拉里多年来钟情的印度为主要伙伴,而对于阿富汗国内和解作用怎么高估都不过分的巴基斯坦,却始终是美国施压和指责的对象。美国推行“新丝绸之路计划”,拉的是对阿富汗只能起到间接作用的印度,压的是阿富汗战争负面外溢效应最主要的承担者巴基斯坦,这种明显的不公平不平等,显然无法增强区域伙伴之间的互信,既无助于帮助化解困扰南亚次大陆区域稳定数十年的印巴矛盾,也无法争取巴基斯坦认真参加美国主导的阿富汗国内和解进程,最终的结果便只能是“新丝绸之路计划”的无果而终。
以上种种,并不能用来证明美国战略学界和决策部门品德、判断力和能力的多重低下。实际上,“新丝绸之路计划”最大的问题是美国从来就没有形成过系统性的战略实施方案,多数时候只是用来对冲其他国家的区域合作规划的宣传工具。美国没有形成过详尽的概念文本,没有阐述过具体的合作方案,也没有真正把自己的理念体现在实际行动方案中。就此而言,与其说“新丝绸之路计划”遭遇了失败,还不如说这一计划就没有被当真过。
兼顾各参与国诉求是关键
反观中国联合60多个国家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三年以来,以务实和稳健态度不断推进具体项目的落实,“一带一路”早就从2013年的顶层概念走入了现实,在很多国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早期收获成果。在对待各自推行的区域合作规划的态度上,美国显然和中国无法相提并论。这种态度上的差别是导致“新丝绸之路计划”沦为镜花水月而“一带一路”却一步一个脚印稳健前行的重要原因。
不仅如此,中国在推行“一带一路”倡议时,不自私、不狭隘、不偏颇。而这是“一带一路”争取到越来越多的国际支持的另一个同等或许更加重要的原因。和“新丝绸之路计划”不同,“一带一路”倡议从提出的那一刻起,就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通过共商、共建、共享,避免了主导国家将自己的意志与意愿设定为合作倡议的共同目标,让所有参与国都能将自己的诉求嵌入到“一带一路”当中。
美国人始终不了解的一条历史经验是,古代丝绸之路能够兴盛千年,并不是因为存在一个强大的帝国为丝绸之路提供经济动力和安全保障,而是因为丝绸之路沿线的所有国家都能通过这条蔓延万里的商路获得利益,愿意共同维护商路的通畅。古代丝绸之路后来的衰落,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丝路沿线如奥斯曼土耳其等某些国家试图垄断丝路所带来的利益有关。
应以美失败计划为镜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推进日益深入,成果日益明显,仅仅依靠务实和善意,并不能确保“一带一路”最终实现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参与国的共同预期。过去三年,中国避免了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的错误,以这些错误为镜子,照出了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正确道路。未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中,中国还需要在如下三个方面避免落入“自我膨胀”的陷阱。
第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要避免走向“新丝绸之路计划”的反面,在另一个方向犯下错误。“新丝绸之路计划”是自私的,这也的确是其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一带一路”越普惠越能成功的结论。“一带一路”倡议最初主要在中亚和东南亚这两个中国近周边方向。随着倡议的落实,范围逐渐扩大,远周边乃至非周边的许多国家也参与进来。这对提高“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影响力显然是有利的,然而同时也可能会导致倡议被泛化最终被虚化的风险。中国没有能力为全世界提供基础设施建设,也不可能通过为全球提供互联互通来维持经济全球化。“一带一路”推进得越顺利,就越需要警惕圈子越划越大的冲动。中国固然有理由也有必要对自己的能力日渐自信,但这种自信仍然要保持一个合理的范围。至少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早期阶段,深度要比广度重要得多。中国不能仅仅以“一带一路”在范围上的扩大为政策目标。
第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要注意保持参与国之间责权利的平衡,要特别注意避免出现“搭便车”现象。搭中国经济增长的快车,是值得鼓励的,而“搭便车”,却是必须警惕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中国大规模的援外工程,市场原则必须坚持。否则,不论中国的技术能力、财政能力有多强,最终都无法持续为“一带一路”提供支撑。不仅如此,一次“搭便车”,不管其理由如何,在其他方面是否会产生收益,都将会动摇整个“一带一路”倡议的平衡与稳定,在成员国之间造成新的隔阂与攀比,最终伤害“一带一路”的长期效果。中国在周边战略的推行过程中,毫无疑问地会存在外交目标的排序。在争取其他国家参与“一带一路”时也可以,实际上是必然,存在基于中国利益的选择偏好。但是,这种排序和偏好,不能体现在“一带一路”具体项目的差别性待遇上,更不能以违背市场原则的方式牺牲“一带一路”实施项目的接入标准。
第三,“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要在尊重区域原有架构和创造性介入之间保持平衡,以是否有利于地区一体化的实现为衡量标准。尽管不干涉内政始终并继续应该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之一,然而,必须看到“一带一路”倡议并不仅仅属于中国,而是属于所有参与国家。其参与国家所覆盖的范围之广,必然涵盖许多地缘矛盾尖锐甚至存在对抗性冲突的区域。在这些区域内推行“一带一路”倡议,教条而机械地理解“不干涉内政”显然是无法帮助中国解决“一带一路”在上述地区遭遇的地缘挑战。但中国也不可能像美国一样到处试图以自己的利益甚至好恶重构地缘秩序。中国应该认识到“一带一路”倡议从根本属性上而言是经济性的,但既会受到地缘结构的影响,也会反过来影响到特定区域的地缘结构。中国既不能无视“一带一路”与地缘问题的关系,也不能过度自信,认为“一带一路”的推进可以从经济角度解决这些矛盾。中国所应该推行的是创造性介入理念,用有节制的主动外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创造良好的地缘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