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大银行动辄几亿元的研发投入，苦无资金的中小银行倍感压力，摆在面前的现实很残酷：在科技变革上，中小银行要考虑的不是怎么弯道超车，而是如何不被淘汰。

“金融＋科技”已成为时下最时髦的组合：一方面，以阿里巴巴集团的蚂蚁金服、腾讯集团的微众银行等为代表的新金融业态异军突起，发展迅猛；另一方面，以招商银行、平安集团等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主动拥抱新兴科技，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和业务转型的力度，使传统金融机构继续保持金融行业中的主导地位。

“潜虽伏兮，亦孔之昭。”一场波澜壮阔的金融变革正呼之欲出。在新金融与优势机构的夹缝中，资本实力不足，又难以像互联网公司般创新的中小银行压力倍增。

“中小银行上了金融科技战场，突然发现导弹买不起，飞机买不起，军舰买不起，怎么办？手里只有大刀长矛，而大银行还在不断更新自己的装备。”近日，华南一位城商行副行长在深圳某会议上表示。

有此忧虑的不仅是传统银行人，刚刚成立不久的某民营银行高管也表示，商业银行并不是如同比尔·盖茨说的是“即将灭绝的恐龙”，大银行在加速向前跑，而且越跑越快。

“此前有人曾表示，民营银行可以借助新技术实现‘弯道超车’，现实是和大型银行相比，中小银行不仅实现不了弯道超车，而是很难进入到人家的赛道。”上述高管笑称。

智能投顾“狼来了”

让这些中小金融机构紧张的由头，是招商银行在2016年年底推出了名为“摩羯智投”的智能投顾产品，开始改变银行业高端客户服务的游戏规则，银行业未来将由向客户销售单一产品转变为销售产品组合、智能投顾，产品的销售效率和客户的体验均大大提升。

业内人士认为，正如招商银行曾经推出的“一卡通”、企业网银、私人银行、手机银行等成为银行业的“标配”一样，摩羯智投模式也将迅速成为银行业的标配。事实上，浦发银行，兴业银行也相继推出了财智机器人、“兴业智投”等智能投顾业务，目前包括工商银行、交通银行等大行也已纷纷着手布局。

不过，智能投顾高额的投入让中小银行难以望其项背。一位接近招商银行的人士表示，招行为摩羯智投系统花费了7年左右的开发时间，合计投入的直接和间接成本达到了7亿~8亿元。

根据既往经验，后续跟进的银行一般需要投入5亿元和至少3年的开发时间。《投资者报》记者根据Wind资讯商业银行净利润数据统计发现，截至2016年年底，排名在30位的广东农村商业银行净利润为51亿元，而拿出10%净利润来投入研发智能投顾，已然有些捉襟见肘。事实上，全国还有71家中小银行的去年全年净利润低于5亿元。

这是中小银行所难以承受的资金和时间成本，也是他们依靠自身的力量所难以逾越的门槛。倘若中小银行不能够快速拥有同类系统，这些年所辛苦积攒的高端客户很可能向大银行流失，所受到的业务冲击难以估量。

金融专家曾康霖也指出，“传统中小金融机构在这一次大的行业变革中受到的冲击最大。一方面，传统中小金融机构不具备新金融业态Fintech方面的技术优势、大数据优势或者是应用场景优势，另一方面，新业务系统、新的技术系统的投资成本居高不下甚至不断攀升，也成为中小金融机构转型发展的拦路虎。”

中小银行“抱团取暖”

不跟随就会被淘汰。面对这一挑战，中小银行开始寻找出路。广东银行同业公会常务副会长何小坚表示，他们正在联合类似深圳崇广科技这样的公司，借助第三方的科技力量，支持辖内中小银行有效应对挑战。

据了解，曾参与竞标招行智能投顾系统的深圳崇广科技在竞标失败后继续开发，已经研发出类似摩羯智投的业务系统“财秘通”，目前已经实现所有标准模块的开发，通过银行业与证券业的一系列测试，中小银行可以接入使用。

深圳崇广科技公司董事长邵洪泽介绍，中小银行抱团发展还体现在可以组成同业间的理财信息交换平台。在财秘通平台上，中小银行可以实现理财产品销售和渠道共享，借助同业的理财产品弥补自身产品的供给不足、弥合供给的时间差，借助同业的销售力量增加自家理财产品的销售规模。

“同样，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可借助这样的平台销售符合监管规定的产品，使得中小银行可销售产品极大地丰富。这样，单一银行的市场竞争力将成倍增长。”邵洪泽表示，中小银行不像大银行产品发行数量多，他们可能一周才发一个产品，产品匮乏自然会流失顾客。但如果可以销售其他银行的产品，顾客还是自己的。同样，如果中小银行有规模较大的产品，单靠自身力量可能要销售一周才能完成，如果放在财秘通平台，各家银行帮着卖，可能1天就完成了。

对此，广东南粤银行副行长廖文义表示赞同：“在扫除科技障碍之外，再突破理财产品发行不连续、销售能力有限等发展瓶颈，中小银行才能重回与大银行相同的赛道。”

“中小银行最为担心的是客户向其他平台流失，而这种模式解决了这一问题。其他券商、保险可以将此系统平台看作销售渠道和落脚点。”华南一家保险公司高管也表示。

据了解，目前广东银行同业公会和深圳银行业协会牵头，由崇广科技提供全套技术系统，支持中小银行通过“以租代购”或支付一定的系统维护使用费用的方式，快速地“装备”这一竞争利器。

不过，崇广科技方面并未透露银行租用该系统的价格。华南一位村镇银行的行长向《投资者报》记者表示，中小银行相互合作的方式是现在最好的选择，自家银行也希望能够参与。目前行业内也有多家企业拥有财秘通类的系统，也做过一些考察，会权衡系统的安全性与租金价格再确定购买使用哪家。

2018年将是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商业银行真正接受考验的元年，在流动性趋紧、规模盈利减弱、房地产不良资产率攀升的预期下，商业银行转型不仅是企业自身经营的问题，更是中国整体金融改革的问题，时代需要新的具有战略高度的银行家们。

奥地利学派冯-米塞斯观点是，由信用扩张带来的经济繁荣最终出现崩溃是无法避免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自愿放弃进一步扩张信用，使危机早一点到来，要么推迟危机的发生，让整个货币体系都卷进来并最终爆发更大的灾难。

20世纪的经济学派观点在今天仍然适用，从2008年经济界共识的四万亿信贷量化宽松开始，中国的M2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最新余额达160.14万亿，与GDP比例达到208%，数据显示过去十年整体信用扩张十分迅猛，在一个窄周期里，经历了房市、股市、债市的地大幅波动，高杠杆导致的高债务高风险最终引起决策者地重视，并在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里提出了去杠杆等的新一轮政策。

上述体现了两层意思：一是中国近十年的商业繁荣周期无疑是传统经济学的标准案例而已，在上行周期里，商业银行运用货币乘数、金融机构影子银行等齐刷刷快速做大了中国资产负债表，资本项目与经常项目双顺差确保外汇占款节节攀升，在公开市场操作推出以前，这意味着货币投放通道顺理成章，当然中国经济数据取得一些成绩，但须知在繁荣地掩护下，危机通常存在滞后性，在外部需求减弱、内部成本边际收益降低的环境下，繁荣景象开始出现动摇，同时过度扩张导致的货币、房地产泡沫与债务三大堰塞湖逐渐成为中国决策者的心头大患。

二是经历了2015年以来的股市大崩溃以及房地产大泡沫以后，决策者似乎选择了长痛不如短痛的软着陆政策，在意识到中国经济陷入“凯恩斯陷阱”的通缩的迹象里时，在保增长的压力下，进入2014年先后经历了五次降准六次降息，政府积极采用财政政策干预，但随着整体金融风险日益显著，商业银行与非银机构的资本蛋糕越做越大，但其资本效率低下，套利驱使流动性在金融体系里空转、滞留，如同一头臃肿的大象，金融稳定及带动实体经济成为首当其冲的监管目标，2017年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房地产监管措施、市场流动性紧缺，债券市场承压等一些列组合拳政策下的坏局面，越来越多措施显示放弃进一步扩张信用成为当前决策者的无奈选项，M2增长率首次进入个位数区间很可能成为一个周期拐点，即使从央行层面上仍然采用公开市场操作对冲市场，但这仅是稳定市场的流动性呵护而已。

在上述背景下，从商业银行角度出发，同业存单、委外、银行理财三驾马车快马加鞭，共同推高了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两端，负债端同业存单6月最新余额突破8万亿，银行理财余额突破30万亿，资产端委外规模接近7万亿，面对庞大的规模，央行为什么一定要进行缩表?从短期看是促进资本脱虚向实，从中期看是调整资产负债结构，从长期看主要是控制金融稳定风险，特别是抑制商业银行成为影子银行的经营趋势。

在经营压力下，商业银行通过加杠杆做大表外的背后反映出实体经济回报率不足以支撑资本金回报率增长，资本套利不仅可做大规模也可以带来中收，自然成为商业银行主体青睐的捷径；其二政府选择放弃信用扩张方式实现软着陆，意味着未来市场流动性不可避免陷入紧缺，这便意味着市场资金价格将持续居高不下，长端负债成本的上升逼迫商业银行加大主动负债动机；其三是商业银行主体的资产结构与房地产业高度相关， 2016年上市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报表显示规模扩张迅猛但盈利增长率较低，这足够说明除公认的房地产业以外目前并无回报率更可观的资产池，处于流动性顶层的大型商业银行依靠流动性批发获得盈利，而处于流动性中层的中小商业银行只能依靠加杠杆资本套利获得盈利，以此弥补资产荒背景下的竞争压力。

迹象表明中国目前选择软着陆的概率正在加大，外汇市场上中国逐步将对美元汇率引导入6.8左右的窄区间里浮动，实际上是一种“攘内必先安外”的策略，通过优先稳住汇率，以此防范汇率形成线性趋势而加大国内资产泡沫快速破裂进而影响金融系统稳定，从近期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企稳事实看，以时间换空间的策略取得初步成果，这意味着中国后续将开始着手攘内，实体经济方面，推出系列史无前例的房地产限购政策、房地产信贷政策，基本锁死了房地产金融属性空间，不再继续吹大房地产泡沫，配套实体产业减税政策等形成新的产业结构预期，试图摆脱单一依靠不动产投资拉动经济的老路。

金融资本方面，推出系列严监管条例，严格执行MPA宏观审慎政策，主动压缩资产负债表，基本锁死了资本套利以及委外投资的收益，同时逐步控制庞大的理财规模等影子银行操作。很显然，此举意义在于，通过一定时间内，逐步降低金融杠杆，拆散正在形成的杠杆套利链条，实际上是堵死资本套利回报率，让渡商业回报率，引导建立新的“流动性偏好”，同时在可控的区间内，逐步打压房地产泡沫，在去杠杆过程中引导有限信贷资金进入其他实体产业，逼迫商业银行主体进行思路转型，这从国家层面讲，也是通过尝试软着陆策略，最大程度确保中国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过渡。

选择此周期策略，政府在年初调低了2017年GDP增长率便可获得理解，从宏观经济看，政府也在寻求GDP增长的构成方式，比如消费端的增长，比如通过积极财政加大政府购买，比如构建一带一路战略转移传统欧美市场的进出口净额增加值，但回归商业银行，未来的日子会变得有些难过。

中长期调整背景下，商业银行主体不可避免要跟随监管的节奏，按部就班完成转型，但从短期看，商业银行将可能面临以下几个不得不重视的现实问题：

首先，如果放弃信用扩张的前提正确，那么商业银行很可能持续面临流动性饥渴局面，特别是多数中小型商业银行普遍资本充足率接近监管极限，如果央行持续维持货币投放缩水策略，中小商业缺乏更为低成本的居民储蓄存款来源，表外理财等纳入宏观审慎框架以及同业存单受限背景下，中小银行在负债端的争端将会加剧，银行间拆借利率会在资金争夺战中继续走高，未来流动性将会对中小商业银行形成极大的考验。

其次，尽管6月份同业存单出现量价齐升的反弹势头，但随着套利链条的拆解，市场资金价格在流动性争夺下走高局面下，商业银行资产负债同步萎缩仍然不可避免，同时由于套利空间接近无利可图，负债成本上升导致的资产息差缩小，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将受到更大挑战，即使资本泡沫仍然可以继续帮助商业银行继续扩表，但其规模回报率走低可能性加大，市场流行“拨备反哺利润”观点，智通财经网认为这是静态的考量，这忽视了不良资产贷款和关注类贷款的规模及演变，是一种较为乐观的猜想，这正是第三点需要阐述的。

第三，如果说商业银行上一波不良贷款形成是居于大宗商品周期性下滑导致的大规模兑付危机所致，2018以后，商业银行需谨防新一轮的不良资产池的催生，本轮房地产调控政策是多面的，核心在于对金融属性的限制及打压，但实际上决策者正面临两难的选择，如果不抑制房地产行业则将面临更大的资产泡沫危机，如果过度抑制而超出商业银行房地产跌价容忍度则将威胁商业银行的稳定基础，这需要控制在一个跌价区间内。回到2013年阶段，信托机构等房地产危机最终得以化解，并非源于理性需求，而在于2014年开始房地产经历一波非理性暴涨以后，在资产增值中得以化解，使得开发商的房地产市值一夜间远高于债务，抵押率变得体面一些。

但本轮房地产债务多数位于周期顶点，数据显示多个一线城市开始出现量价齐跌，商业银行的信贷部门及投行部门开始出现房地产客户拖欠利息、转贷、展期的案例屡屡出现，特别是在近几年混业经营呼声下兴起的商业银行投行部门，通过结构化融资、资管计划等投行手段投放过多房地产项目，从某种性质讲是等同承担了的房地产信托机构职能，在此种强监管下的房地产业，短期内难以看到量价回归的苗头，同时中期看更难指望依靠信贷量化宽松政策继续吹大资产泡沫，这便使得房地产业从理论上讲失去了腾挪调整的技术性空间，没有现金回笼的开发商不可避免的陷入支付危机，特别是中小型民营地产商尤为如此，有理由预计2018年将会是房地产行业不良贷款率开始飙升的开端。

另外，多个商业银行开展的个人信用贷款，其投向多数为股票市场或者房地产购买，如果未来市场交易萎靡，投机无法套现，个人信用贷款的不良贷款率很可能同步攀升，商业银行2%的不良贷款率界限将开始承受新一轮地考验，当然，考验商业银行谁在裸泳的时刻也正式到来。

综上，居于当前整体宏观形势，智通财经网认为2018年将是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商业银行真正接受考验的元年，在流动性趋紧、规模盈利减弱、房地产不良资产率攀升的预期下，商业银行转型不仅是企业自身经营的问题，更是中国整体金融改革的问题，时代需要新的具有战略高度的银行家们。

近年来，境内非法销售、非法代理香港保险产品的行为日益增多，既扰乱境内保险市场秩序，造成消费者被误导和维权成本增加，又干扰国家外汇管理秩序，造成资产外流甚至黑钱清洗。为规范境内保险市场秩序，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保监会正在重拳整治这一领域，严厉打击境内机构非法代理香港保险。

6月16日，保监会对外公布，2016年底以来，保监会在上海、广东、深圳等10个省市开展了打击非法销售、非法代理香港保险产品行为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已有1家公司被注销，35个网站或微信公众号被关闭，27个网站或微信公众号采取整改措施。

保监会公布的两个“典型案例” 显示，2016年12月，保险监管部门排查发现，“深圳市××财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经营的微信公众号“××财富”宣称，可结合信托、私人银行、香港保险、国际债券等，以国际的视野为客户配置资产，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该微信公众号主要宣传介绍香港保险产品，邀请客户“一起去香港买保单”，同时推介“购买保单有优惠、累积积分兑换增值”活动等。经查，该经营主体数次非法招揽内地消费者赴香港购买保单。相关材料显示，2015年2月“××财富高级理财师”曾带领16名客户赴港完成了16份保单。微信公众号还以“3月首发HK签单活动 收获满满”、“8月第二批赴港签约客户完美收官”等为题，配发多幅活动照片，宣传“保单签约团”赴港相关活动。目前微信公众号“××财富”已被依法关闭。

另外一则“典型案例”显示，2017年1月，保险监管部门排查发现，深圳前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其经营的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保×财富”、“港险××”、“港保××”，推荐销售香港保险公司产品。网站自称“香港保险私人定制专家”，为内地消费者提供香港保险购买、代理、定制及售后等服务，并声称“截至2017年2月，累计服务内地去香港投保客户人数上万人”；微信公众号则宣称“专注提供香港保险服务五年，已服务近8000多名客户”。经查，深圳前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不具备境内从事保险中介业务资质，却在公司网页、微信公众号，以及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主体信用信息平台中声称业务经营范围包括保险经纪和代理业务，并且通过网站及微信公众号公开宣传推荐香港保险产品。目前上述网站及微信公众号已被依法关闭。保监会表示：“将持续关注境内非法销售、非法代理香港保险产品行为，特别是对为香港保险机构或者其他机构销售或促成销售保险产品的行为，一经发现，将坚决查处，绝不姑息。”

境外保险的火热也让保监会发文提醒风险。4月22日，保监会提示赴港买保险的诸多风险，内地居民投保香港保险适用香港地区法律，不受内地法律保护。如果发生纠纷，投保人需按照香港地区的法律进行维权诉讼。如果在境内投保香港保单，属于非法的“地下保单”，既不受内地法律保护，也不受香港法律保护。

去年5月，保监会又发布《关于加强对非法销售境外保险产品行为监管工作的通知》，针对部分境外保险机构为争抢境内客户、变相违规在境内销售保险产品的情况，要求各保监局高度重视打击非法销售境外保险产品工作。如对于境内咨询、理财、保险中介等机构或个人收受境外机构利益，在境内以产品说明会、理财高峰会、理财知识讲座等名义宣传、推介境外保险机构保险产品的行为，或者安排有意投保境外保险产品者赴境外投保的行为，构成为促成交易而开展宣传、招徕的销售境外保险产品的行为，各保监局应依法予以查实、取缔和处罚。

有私募机构称，在2016年7月起他们公司所有的直销产品都已经开始做产品分级和客户分类，因为公司产品大多为权益类，之前我们都按照激进型的客户类型去做的，而不是放在中低风险等级的。”因此，在后续的操作上，私募表示也许会根据情况适当降低之前的标准。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将于7月1日起正式实施，相关配套文件亦在逐步完善之中。6月15日，中基协就《基金募集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征求意见。对此，私募及私募代销机构表示，此前已根据《管理办法》积极调整业务制度和销售流程，力求规范，未来还需要细化使具体操作更为流程化、简单化。

销售早已调整相关业务 协会标准比预期低

实际上，在去年年底《管理办法》发布后，私募及代销机构便高度重视相关政策，积极调整相关业务制度以及销售流程，也积极参与证监局举办的培训。好买基金研究总监曾令华表示，他们从年初已经开始投入大量人力实施，从法规培训、方案讨论、流程再造、系统测试、实施到最后上线都进行相应的调整。

某券商代销风控人士也表示此前已经按照要求，逐步修改制度、代销的合同、系统的改造、营销人员的培训、投资者教育等。“主要还是在经纪业务，包括代销、PB、投顾、人员培训这些相关的制度都在修订。比方说代销把投资者都分成了专业和普通投资者，专业和普通之间可以相互转化、转化的条件等，还包括一些双录的要求、回访的要求等等。”

金斧子财富合规部负责人认为，新规的工作主要分两大块：业务制度的调整和销售流程的调整。业务制度指的是产品分级制度、投资者分级制度以及适配制度，主要在内控方面的，包括人员奖惩类等管理类的制度；销售流程则是将各领域的销售流程统筹起来、规范化。“其实之前在期货等领域一直对投资者适当性时有所要求，而即将实施的法规相当于各个领域统筹起来，有一个总的原则类的法规。线上、线下的销售流程根据管理办法做调整，比方说现在有分专业和普通投资者，私募以前只是面向“合格投资者”，现在进一步细分。所以无论是售后还是售前的流程、模块设计都需要调整。”

而近期协会公布的指引征求意见，在各私募及代销机构看来，比他们实际操作要更宽泛、要求更低。“比如说产品分级，R1至R5可以理解为风险逐渐递增的，R1对应的风险是最低、R3是中低风险、R5是最高的，股基目前是放在R3，但之前我们将股基放在R4、R5所对应的级别，所以其实我们的定级是更严的，但现在看起来比我们的要求还是要低一些。”上述金斧子负责人表示。

望正资产相关负责人也表示，目前的产品分级比预期的更松，“在2016年7月起我们所有的直销产品都已经开始做产品分级和客户分类，因为我们产品大多为权益类，之前我们都按照激进型的客户类型去做的，而不是放在中低风险等级的。”

因此，在后续的操作上，私募表示也许会根据情况适当降低之前的标准。上述券商人士笑称，“我们正在愁为什么我们评出来风险都那么高。现在可能会根据协会的标准、稍微降低我们自己的要求吧。”

规范化、流程化是趋势

望正资产认为，《管理办法》是和去年中实施的《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在具体操作上更加标准化，这也会使得操作更加简单。“近年来多个私募监管新规出台，包括协会新系统的上线、募集管理办法以及7月1日即将实施的适当性管理办法等，这对私募直销和代销是有比较大的影响，规范了销售、募集端。目前协会提出一些更加细化的措施，相当于募集管理办法的一个升级版，把标准化的东西给到我们，可以程序化操作，反而更简单。免得各私募自己领会政策意图，反而更迷茫。”

长期来看，私募产品销售的规范化、流程化会是趋势，有利于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曾令华直言，私募行业存在的意义在于为客户的财富做增值、做加法。而适当性管理制度，即把合适的产品卖给合适的人。这样就可能使他能够在产品上持有的时间更长、获得较好收益。“因为产品其实是有周期的，只有达到一定周期才能获得相对比较好的收益。”而望正资产也表示，虽然一开始代销机构、直销端的工作量肯定会增加，但随着操作流程的程序化、大家适应了也问题不大，而对于合格投资者认定、募集等的法规是有好处的，“客户对产品和管理人都有一个更深的了解，管理人对客户也有更深的把握”。

不过在具体操作执行上，多位私募人士均表示存在一些困惑和难题。如私募股票型基金一般会将一些金融衍生品、分级B放进去，那么该产品如何分类？风险测评表出来了，但没有分值，是否各个机构自定义即可？专业投资者是否可以买所有产品等等。

此外，私募直销和代销机构表示，短期来看，随着流程的复杂化，一部分客户可能会因为程序复杂而流失。金斧子向中国基金报举例称，“比如我们互联网端有一些散客，个人客户对于销售体验是很挑剔的，即使明白这是为了保护投资者，但如果购买流程更加复杂、花的时间更长，他可能就没有耐心，或者转投更简单的公司机构和APP去做交易。”

当A股市场陷入持续调整，相当一部分公司股价泥沙俱下的时候，上市公司兜底增持喊话又一次此起彼落。然而，这一次市场对其反应却越发冷淡，甚至被很多投资者当作茶余饭后的笑谈。

在A股20余年的发展历史上，上市公司护盘的手段可谓丰富，结合当下市场，通过统计大股东增持、员工持股、兜底增持以及大股东高比例定增这四大招数背后的数据，为投资者揭开这背后究竟是空口白牙的“套路”，还是真金白银的赚钱“门道”。

一、兜底增持

24家公司“玩转”兜底增持喊话或是“老司机”作秀

曾几何时，在市场持续低迷情况下，兜底增持还因稀缺性备受关注。不过，当“套路”使用多了就不灵了，市场迅速从过热反应平淡下来。兜底增持的话音刚落，对实际控制人如意算盘的各种猜想和质疑就纷至沓来。每经投资宝追踪了2015年中期和2016年初的兜底增持数据与公司股价表现，发现“玩转”兜底增持的公司多为“老司机”。

对“喊话”增持员工响应平淡

近期，短短半个月时间，24家上市公司密集上演了一出兜底增持的好戏，引来围观的同时，也让不少投资者内心躁动，这真的是护盘股价的利器吗？

根据上市公司公告统计，截至2017年6月14日，有24家上市公司公布了兜底增持的倡议书，然而经过数日等待，兜底增持者却寥寥无几，多数公司员工增持金额不足5000万元，甚至有家公司仅一两位员工响应号召，略显尴尬。

从已披露的员工兜底增持情况看，奋达科技“喊话”的效果最为明显，一共有211名员工参与增持，参与员工数量占公司员工总数的4%，他们的增持均价在13.05元/股，增持总金额达到2086.42万元。

东方金钰也得到32名员工增持，员工增持占比为7.53%，是目前已披露员工增持情况里，员工参与比例最高的上市公司，他们的增持均价为11.04元/股，较目前东方金钰股价略有浮亏。

从股价走势看，自上市公司发布员工增持倡议书起，此次24家上市公司的整体表现尚可。其中，安居宝涨幅超过10%。但若抛开公告当日出现的“一字”涨停板不算，已有超过半数的公司股价跌破公告日，如*ST德力、吉艾科技等，跟风炒作的投资者，只能忍受暂时被套的苦涩了。

上海证大投资基金经理刘兵表示，兜底式增持这种现象一般是在市场弱势情况下，实控人或者是董事长发布兜底式员工持股倡议，多是为了维护自身股价的稳定。兜底式增持的个股，基本存在股权质押的现象，这种形式对股价具有一定的拉升作用，有助于改善质押压力。但是这种形式在股价持续性上存在质疑，要从根本上抬高股价还需要从自身反省，优化公司业务，提高盈利能力等，打铁还需自身硬。

兜底增持多是“老司机”

兜底增持这一行为早于2015年7月出现，当时在A股市场持续大幅回落的背景下，一些上市公司采取了这种新颖的护盘手段。2015年7月至9月，一共有10家上市公司发布了兜底增持公告，其中，奋达科技和凯美特气两家公司在今年是第二次使用兜底式增持手段，可谓是“老司机”。

资料显示，奋达科技董事长肖奋在2015年的8月27日对员工承诺，凡2015年8月27日至31日期间净买入公司股票，且连续持有12个月以上并在职的，亏损由他兜底。肖奋喊话后的一年时间里，奋达科技股价基本都在12元以上，高于喊话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11.66元，最终没有逼得他出手“兜底”。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那么好运，如暴风集团，在喊话增持后，股价反弹幅度曾一度超过30%，但在一年期限后，该股股价依旧下跌，表现不佳。如今，暴风集团股价只有当时倡议员工增持时股价的三成多。

在2016年初，也有东方海洋、旷达科技以及双塔食品实施过员工兜底增持倡议，其中，除东方海洋目前走势不俗，股价在当时倡议增持日之上外，其余两家公司股价均在当时增持倡议时股价的附近。

今年除了东方金钰外，所有发起员工兜底增持倡议的公司都来自中小创，其中多数来自创业板公司，不少都是“老司机”，如暴风集团、智慧松德、乐金健康等，但从其股价走势来看，兜底增持这一举措对投资者并没有参考价值，反而成为“买套”的陷阱。上海证券分析师屠骏表示，内部员工买入“兜底”其实是一种变相的产业资本增持行为，且似乎对于股价的心理支撑更大。

屠骏还指出，股东增持或减持的信号固然值得关注，但不能忽视股东增持背后动机的复杂性，故只能参考而不应成为投资人决策的核心依据，应整体重视，区别对待。

二、参与定增

定向增发一直都是上市公司发展的主要融资手段，对有大股东参与的定增方案进行详细统计研究发现，有大股东高比例参与定增的个股，往往会比只有机构和大股东低比例参与定增的个股更具投资价值、更具有投资安全边际。

大股东高度参与安全性高

据统计，截至6月14日，A股近一年以来已经发生了645起定向增发，涉及公司超过600家，其中，有大股东认购的定向增发方案有178起，占比为27.6%。统计数据发现，在178起有大股东参与的定向增发方案里，有69起大股东参与定增比例超过50%，截至6月14日，这69起定增方案中，有53起股价高于定增价，账面有浮盈，占比达76.81%。相比之下，在剩余的576起定向增发方案中，只有308起定增方案的股价能高于定增价格，占比只有53.47%。

众所周知，定向增发发行价都会较公司当前股价有所折价，那么，若股价高于定增价格20%以上，有大股东参与的定增方案，是否安全性更高呢？数据统计显示，在69起大股东参与定增比例超过50%的方案里，有31起股价高于定增价20%，占比为44.92%，其中，账面浮盈最高的为赛摩电气、安通控股、瀚叶股份、蓝焰控股、天际股份以及中昌数据，浮盈均超过了100%。相比之下，另外576起定向增发方案中，股价能高于定增价格20%的数量只有167起，占比为28.99%，显著低于有大股东高比例参与定增的方案。

大股东捆绑利益更可靠

缘何有大股东高度参与定增的公司，股价走势更为稳定呢？大股东以较低价认购自家的定增股份，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大股东的股权集中度，相比直接在二级市场增持更有利可图；另一方面，大股东将自身利益与上市公司捆绑，是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公司股价上涨或盈利水平提高直接与大股东利益挂钩。

有市场人士指出，将大股东参与定增的行为作为投资指南是合理的，但并不是说大股东参与的定增更有利，这更多是定增本身的正效应在起作用。上市公司实施定增目的一般是提高资产质量，突出主营业务，增厚公司业绩等。大股东相对机构投资者来说，视未来发展高于眼前利益，更愿意助上市公司更上一层楼，治理动机较强。

另一方面，大股东对公司具有相对较高的控股权，其参与定增一般体现了对上市公司目前经营的认可。同时，由于认购存在锁定期，大股东参与定增后，会进一步为上市公司提升经营及投资收益作出贡献，以谋求公司长足发展。

三、员工持股：“安全垫”仍有风险近六成员工持股计划显亏损

长期以来，员工持股计划被视为上市公司发展最具正面的增持措施，将员工和公司的利益捆绑，实现双赢。那么到底员工持股计划是不是最为稳定的护盘“招数”呢？

员工持股整体逾半现亏损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6月10日，A股共有363份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完成。从盈亏情况看，亏多赚少。其中，208份员工持股计划浮亏(亏损)，占比57.3%；共155份员工持股计划浮盈(盈利)，占比42.7%。

从今年情况来看，据统计，截至6月13日，两市一共有53家上市公司完成了员工持股计划，其中，有34家公司计划实施后股价不及员工持股成交均价，如隆鑫通用，公司6月6日在上交所e互动表示，员工持股计划目前折价率为7.59%，出现小幅浮亏状况。另外，包括电魂网络、杭电股份、智慧松德等9家公司，目前股价较其员工持股平均价格折价超过15%，表现不佳。

“安全垫”并非一定安全

经济学家宋清辉告诉每经投资宝，“员工持股计划本是上市公司意在通过股权这一‘金手铐’绑定员工利益的手段，但伴随市场震荡，员工持股计划同样逃脱不了亏损的命运。”宋清辉还认为，一直以来，许多投资者都有“安全垫情结”，热衷于买有员工持股计划的个股，因为这类股票被认为是安全的，并且是上市公司有意抬升股价的投资标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上市公司大股东会对员工持股计划进行“兜底”，不让自己的员工“亏本”出局，但他们绝不会帮二级市场的投资者买单。因此，投资者不要迷信所谓的“安全垫”，并非推出员工持股计划的上市公司都值得投资者买入，所谓的“安全垫”同样蕴含风险。

而一深圳不愿具名的私募经理分析称，“员工持股计划是比较奏效的稳定股价方式，虽然不少员工持股计划也会因为市场原因面临浮亏甚至是亏损，但也好过其他的稳定方式。从参与角度来看，员工参与度较高、以及上市国企推出的员工持股计划，我认为可以多加关注。特别是国企推出的员工持股计划，在国企改革和‘混改’的大背景下，相对更具备关注价值。”

四、股东增持：大股东增持“意大于形” 保驾护航信号已渐弱

控股股东增持，往往给投资者传递最为直接的信号，就是为公司股价“保驾护航”。但这一动作，在近两年来已变得不再纯粹。大股东增持背后的动机不再单一，有的为作秀，有的则为控制权。通过对近一年的大股东增持统计发现，这一动作对于股价稳定的意义早已渐渐减弱。

增持目的多样化

根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截至6月14日，近一年来，有超过100家上市公司共发出114份控股股东增持公告。其中，2017年就有79份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的公告，不过，相比“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这一惯用的说法，现在大股东增持的想法，已经变得多种多样。

以金融街为例，公司于2017年2月6日晚收到北京金融街集团增持公司股份达到1%暨未来增持计划的通知，增持后，金融街集团合计持有公司总股份的29.96%，金融街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33.19%。翻开金融街的前10大股东名单不难发现，金融街控股股东此时的增持，仅仅是为了巩固大股东地位。

还有不少浮于表面的大股东象征性增持，如日前厦门钨业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华侨实业增持公司11.02万股，占厦门钨业总股本比例仅为0.01%。而金龙汽车、德展健康、渤海金控等13家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增持上限均不超过总股本的1%，增持比例都不算高。

股价“保护”作用降低

那么，近一年来有控股股东增持计划的个股表现如何呢？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近一年以来，只有38家公司在发布控股股东增持方案后的一个月里股价实现上涨，占比不足40%，而如国发股份、福达股份等60余只个股在发布控股股东增持公告后，股价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跌，股价保护作用不再像以往那么明显。

一位深圳不愿具名的私募经理指出，“大股东增持行为一般被市场理解为正面信号，所以，大股东出现增持行为时通常被市场解读为该公司的股价已进入价值区间，在二级市场上具备投资价值。不过，目前的市场环境还需要区别大股东增持的背景是否夹杂了股权质押等复杂关系，比如股权质押面临平仓，采取增持来稳定股价，其增持的意味没有那么纯粹，对于公司来说，未必是件好事。”

也有市场人士指出，大股东增持自家股票，其原因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在弱势行情中用增持行动来表达公司管理层对公司未来发展的看好，显示信心，并做表率。以此来提振投资者的信心，期望大家持股来维护股价。当然也不能排除有投机人士拉抬股价以便再做减持。二则是认为公司股价低于其实际价值，抄底自家低位筹码，纯粹作为一种投资行为。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17日在2017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表示，未来将进一步发展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更好满足财富管理需求。支持财富管理机构配置大宗商品资产，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研究推进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有序利用期货市场进行资产配置。我国要继续培育有市场认可度和权威性的国内商品指数，大力发展以国内商品指数为标的的商品指数基金、商品指数ETF等投资产品，拓宽财富管理的资产配置渠道。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居民家庭财富规模日益增长。如何合理配置和有效管理，既关系到居民家庭财产安全，又关乎我国经济金融的稳定和健康发展，甚至关系到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意义十分重大。

方星海表示，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已经具备为财富管理配置资产的基本条件。

我国大宗商品期货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初步具备大类资产配置所需的市场容量。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在经历了多年的法制化、规范化发展进程后，目前市场主要参与力量已经开始朝机构化、专业化方向发展，越来越多产业客户开始通过大宗商品期货市场进行风险管理。

同时，国内大宗商品期货价格的风险回报特点使其具备大类资产配置的价值。大类资产基于不同的风险、回报和流动性特点，可以分为现金、债券、股票、大宗商品和房地产五大类。由于资本项目可兑换还没有完全实现等原因，我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动性还不高。在这五类资产中，对于中国投资者而言，只有大宗商品具有更广泛的全球定价的特点，这就决定了其与国内其他大类资产具有天然的低相关性。

值得关注的是，以大宗商品为基础资产的金融产品占整体资管产品的比重还很低。从国内机构发布的金融产品来看，以大宗商品为基础资产的可投资资产管理产品很少，限制了居民资产配置商品的渠道。

大宗商品是产业经济不可或缺的原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制造业和国际贸易大国，投资一定比例的大宗商品资产有助于把握对战略资源的控制权，即使在国际形势发生不利变化的情况下，也能确保战略资源的安全供给。目前我国战略资源储备主要依赖政府资金支出，更多地引导民间财富管理资金进入大宗商品市场，可以起到“藏战略储备于民”的作用，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方星海表示，要进一步发展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更好满足财富管理需求。进一步推动国内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的改革创新，促进财富管理行业和大宗商品市场的协同发展，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支持财富管理机构配置大宗商品资产，提升财富管理水平。我国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已经开发出一些场外商品期权、远期等衍生工具，但整体规模较小，难以满足财富管理机构风险管理的需求。要提高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的综合竞争力，稳妥发展场外衍生品市场，推动财富管理配置从标准化向个性化、多样化发展。

目前，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参与期货市场还有一些政策限制。要继续积极与有关部门研究推动取消有关政策限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研究推进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有序利用期货市场进行资产配置。

第二，继续完善期货品种体系建设，满足财富管理的多元化需求。我国现有上市期货期权品种已达到54个，基本覆盖了农产品(000061,股吧)、金属、能源、化工、金融等国民经济主要领域，但一些战略性资源品种和商品指数等领域发展还有空白。要做好原油期货上市工作，持续开展天然气等期货品种的研究。在豆粕、白糖期权平稳运行的前提下，逐步扩大商品期权品种。

配置商品指数比配置一篮子商品的财务成本低，国际上机构投资者主要通过投资商品期货指数来进行资产配置。我国要继续培育有市场认可度和权威性的国内商品指数，大力发展以国内商品指数为标的的商品指数基金、商品指数ETF等投资产品，拓宽财富管理的资产配置渠道。

第三，加快推进期货市场对外开放，实现财富管理的全球化布局。国内期货市场部分合约的交易量在全球排名靠前，但尚未能掌握国际定价权。加快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鼓励全球财富管理机构将其纳入配置范围，有利于提升国内期货市场的国际影响力。我们将从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原油、铁矿石等品种开始，逐步引入境外投资者利用国内商品期货市场进行资产配置。提高交割效率，支持期货交易所在境外设立交割仓库和办事处，推动完善“保税交割”的相关政策。逐步推动国内大宗商品期货价格成为亚太甚至全球的基准价格，形成公开透明的“中国价格”。

又见外资行撤离。不久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新银行”）总裁廖贤志在媒体见面会上透露，在出售所持上海农商行的股份后，将计划出售所持天津银行股份。几天后，北京银监局网站显示，花旗银行关闭北京阳光向东支行申请获批。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外来的和尚不会念经”是不少外资行面临的问题，近年来金融经济低迷，也让外资行纷纷收缩战线。

不断“瘦身”

对于出售天津银行12%股份，廖贤志表示，由于澳新银行在中国的零售业务份额较小，未来要聚焦全行资源在最擅长的机构金融领域，澳新银行将逐渐出售在亚洲银行的股权，以弥补资本充足率和聚焦本身业务。

事实上，去年10月，澳新银行就曾宣布将中国地区以及亚洲地区的财富管理与零售银行业务出售给新加坡星展银行；今年1月，澳新银行又以91.9亿元的交易价格出售了上海农商行20%的股权。

花旗银行则是在网点数量上不断“瘦身”。除了本次关闭北京阳光向东支行，去年花旗曾先后关闭了5家在华支行，分别为深圳车公庙支行、大连星海湾支行、北京望京支行、深圳前海支行和上海延安西路支行，这种现象曾引发业内广泛关注。花旗中国副行长任盛康对此回应称，关闭网点是根据客户行为和偏好的改变，以及市场环境而进行的调整，希望提升客户体验，以更多数字化渠道满足客户需求。

近年来，外资行关闭网点、抛售股权的例子已不胜枚举。如2015年底，德意志银行将所持的19.99%华夏银行股份出售；2016年3月，中国人寿受让花旗集团及IBMCredit所持广发银行全部股权；同年10月，银监会批复同意包商银行受让渣打银行持有的和林格尔渣打村镇银行4000万股权。

“失色”的业绩

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看来，外资行持续从国内撤离，背后的原因有两点。一方面是现在全球金融经济整体比较低迷，国内银行业的盈利也是今不如昔；另一方面，外资行更擅长为企业提供跨市场的资金、投资、管理等服务，在中国存在一些市场契合的问题，有“水土不服”的症状，在中国经营想获得起色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撤资是自身利弊的一种选择。

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还提到，近年来中资银行发展迅猛，加上本土优势和互联网金融等的影响，外资行在与中资银行直接竞争中处于劣势，这直接影响外资行在中国的发展。

北京商报翻阅多家外资行的2016年财报发现，外资行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下滑现象普遍，且幅度较大。其中星展银行（中国）营业收入和净利润较上年度分别减少18%和6%；大华银行（中国）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同比下滑7.6%和46.11%；渣打银行（中国）营业收入和税前净利润分别下滑23%和45%。

多家外资行都在年报中解释，业绩下滑主要是由于中国央行连续降息、息差收窄，中国市场的贸易规模减小，财富客户销售下降以及贸易收入减少等。与此同时，受到人民币汇率波动及由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对贸易融资等行业造成压力的影响，外资行的不良率也在攀升。

优势仍存

尽管收缩了在华的战线，不少外资银行依然表示看好中国市场。大华银行董事长黄一宗表示，“随着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世界的联系，并继续向更为多元化的经济体系转变，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仍保持信心”。

帮助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也恰恰是外资行的优势所在。宋清辉表示，相较而言，在本土融资成本以及大额贷款方面，外资行显然不具备中资行的成本和规模优势，但在帮助中资企业“走出去”以及外资公司或国际投资者落地中国方面，外资行则具有先天优势，外资行具备成熟的海外市场经验，在打通境内外需求方面，外资行的这些功能可以实现最大化。

此外，外资行也具有明显的混业经营优势。郭田勇表示，目前国内混业经营的机构比较多，外资行的业务重心可以往这个方向调整。目前已有不少外资行提升企业金融业务的比例，重点服务那些具有国际经营项目、贸易往来且增长空间较大的中型企业，与国内本土商业银行差异化经营。

在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创新转型方面，外资行也不甘落后。例如花旗和星展，已将零售业务更多地转移到线上进行。任胜康曾介绍，在亚洲市场，花旗有95%的个人客户交易是通过物理网点之外的其他渠道完成，所以花旗总行开展“移动优先”的数字化战略，希望通过数字化渠道，提升客户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