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媒体援引新华社25日的报道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29日至7月1日赴香港，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香港特别行政区。

据路透社6月25日报道，香港1997年7月1日在“一国两制”模式下回归中国。

报道称，在习近平访问香港期间，他将出席香港新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就职典礼。

另据法新社6月25日报道，这将是习近平2013年担任国家主席以来首次赴港。

报道称，习近平将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的纪念仪式。他还将参加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的就职仪式。

曾担任公务员的林郑月娥3月底被选为香港新任行政长官，她将于7月1日宣誓就职。

此外据香港《星岛日报》网站6月25日报道，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及候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皆表示欢迎和感谢习近平来港。

梁振英指，20年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成功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取得多方面的成就。习近平在这个重大时刻莅临出席庆祝活动和就职典礼，并视察香港特别行政区，充分显示中央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谨此致以衷心感谢。

林郑月娥则表示，香港自回归祖国以来，国家对香港的经济及各方面的发展都给予大力支持，确保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繁荣和稳定。习近平在特区成立20周年的历史时刻来到香港，她感到非常鼓舞。衷心感谢习近平对香港的支持及肯定。

另据香港《明报》网站6月25日报道，尚有不足一星期就到香港回归20周年，香港政府就相关庆祝活动公布更多消息，其中包括将于回归当晚举行的烟花汇演。

报道称，在7月1日晚上8时将会举行烟花汇演，汇演历时23分钟，分成八幕。此外，汇演中将会播放回归20周年主题曲，以烟花呈现“中国HK”字样，亦会配上紫荆花图案及红色的阿拉伯数字“20”。

《印度时报》26日报道称，印中边界紧张局势再现，中国军队越界进入印度领土，并毁坏了两座地堡，引发中国军人与印度军人之间的推挤。当天晚上，针对“印度边防部队近日越界并与中方发生相持”的消息，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和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向外界介绍了真实情况。

任国强说，近日，中方在洞朗地区进行道路施工时，遭到印军越线阻拦。中印边界锡金段已由历史条约划定。印度独立后，印度政府多次以书面形式予以确认，承认双方对锡金段边界走向没有异议。中方修建上述道路完全是在自己领土上的主权行为，印方无权干涉。此前中方已就此向印方做了通报。在此背景下，印军单方面挑起事端，违反了双方有关协定协议和两国领导人共识，严重危害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

根据《印度时报》的报道，双方的对峙已经持续10天。印度军队试图阻止中方人员进入所谓“印度领土”内，于是组起人墙进行阻挡。中国一些解放军战士对现场情况进行了录像，并拍摄照片。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6日晚也就此事表示，针对印度边防人员在中印边界锡金段越过边界线进入中方境内，阻挠中国边防部队在洞朗地区的正常活动，中方已采取相应应对措施。耿爽说，中印边界锡金段已由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划定。中方要求印方尊重边界条约规定，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立即撤回越界的印边防人员并彻底调查此事，维护好中印边界锡金段的和平与安宁。  

耿爽说，与此同时，鉴于上述事件，出于安全考虑，中方不得不暂缓安排印度官方香客团经中印边界锡金段乃堆拉山口入境朝圣，并已通过外交渠道通知印方。

任国强26日表示，中方致力于发展中印双边关系，也坚定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希望印方与中方相向而行，不采取任何使边界问题复杂化的举动，共同维护两国关系发展良好势头。

蔡英文当局近来在国际上频频碰壁，与巴拿马“断交”后，迪拜先是将台湾办事处更名为“台北商务办事处”，27日，台湾“中央社”称，“台湾驻厄瓜多尔代表处”也改名，将“中华民国驻厄瓜多尔商务处”改为“台北驻厄瓜多尔商务处”。

对于更名一事，台“外交部”发言人王珮玲回应称“深感遗憾”并“表达严正抗议”。她说，“基于保侨护侨及维系双边经贸实质关系考量，驻处仍维持正常运作，办理领务、侨务及双边经贸工作”。

本月13日，巴拿马宣布与台湾“断交”，掀起台湾“外交”风波。6月14日，尼日利亚、巴林、厄瓜多尔、阿联酋与约旦等5个台湾非“邦交国”，要求台湾设在其境内的办事处改名，将“中华民国”或“台湾”等字眼去掉，否则将摘牌。目前，“台湾驻尼日利亚商务代表团”正准备启动搬迁作业。

台“外交部亚西及非洲司长”陈俊贤此前称，“目前有5个台湾驻在非‘邦交国’的代表处，使用‘中华民国’或台湾名称，遭改名要求。如继续使用，会被要求拆牌”。

蔡英文上台后，台“外交”屡屡受挫，国民党“立委”蔡正元更是直接喊话蔡英文：“不会干，赶紧滚!”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此前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坚持一中原则是普遍共识。2008年到去年5·20之间，两岸双方在反对“台独”的基础上开创了两岸关系发展的新局面。去年台湾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后，大陆方面已经多次表示，对台态度和立场不会改变。而去年5·20以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遭到破坏，是谁在改变两岸关系现状，是谁没有坚持两岸和平发展的道路，责任是非常清楚的。“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定海神针，台湾方面应该认清两岸关系发展的大势。

英媒称，美国最高法院6月26日送给唐纳德·特朗普一场部分的、但意义重大的胜利，允许特朗普的旅行禁令暂时局部生效。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6月27日报道，美国最高法院表示，在实践中，这项一致性的裁决将只允许与美国公民有“密切家庭关系”或与美国公司或组织有正式关系的个人进入美国。

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这项裁决表示欢迎，将其形容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个明确胜利”，并称这将允许他“利用一件重要工具来保护我们的国土”免遭来自“六个有恐怖主义倾向的国家”的威胁。

“作为总统，我不能允许那些想要伤害我们的人进入我们的国家，”特朗普说，“我想要的是那些热爱美国及其所有公民的人、那些勤劳和有成效的人。”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特朗普就职仅一周就开始的限制入境美国的尝试，引发了其总统任期的首次重大争议。抗议活动瘫痪了多个机场，诉讼案件在多个联邦法院快速出现。

报道指出，6月26日的裁决是特朗普在一系列重挫之后取得的首次司法胜利，但也针对美国总统权力确立了一种潜在的摊牌模式。

南得克萨斯法学院教授乔希·布莱克曼说：“这项裁决意义最重大的方面是其意见一致，即所有最高法院大法官一致认为，下级法院犯了一个大错误。”

报道称，这一裁决实际上搁置了下级法院的判决，让最高法院自己审理本案的是非曲直。此次裁决在最高法院大法官开始夏季休假的前一天做出，他们在10月再度汇聚一堂之前不会开庭审理本案，这将让特朗普实施大部分禁令至少3个月。

反对这项禁令的人士警告称，随着旅行者试图证明自己应该被允许入境美国，这项裁决可能引发一波新的司法挑战。

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教授斯蒂芬·耶鲁-勒尔说，最高法院的裁决很可能引发“边境的混乱和新的诉讼，因为外国公民和难民会声称他们有资格进入美国”。

据报道，特朗普的旅行禁令本应于3月生效，在90天内禁止所有来自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公民入境，以便对外国政府的安全审查程序进行研究。

“日本将拨44亿美元帮菲律宾修首条地铁”，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26日称，日本对外实施政府开发援助(ODA)的主要执行机构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计划注资44亿美元帮大马尼拉地区修地铁，如最终获批，这将是日本对菲金额最大的ODA。日媒称，日本政府将与民间企业共同协助菲建设包括地铁在内的基础设施，以此牵制重视基础设施建设的菲律宾政府过于接近中国。

《每日问询者报》26日称，菲国家经济和发展管理局副局长唐戈帕兰表示，该地铁项目及其发展融资计划是“高度优先的任务”，将在7月举行的高级别菲日双边会议上确定。菲日相关协议或将在11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菲出席东盟峰会时签署。Jica驻菲律宾代表山田哲也表示，该ODA项目目前处于可行性研究的最后阶段，是否从Jica申请地铁项目贷款取决于菲律宾政府。

菲律宾经济规划部部长佩尼亚表示，总统杜特尔特定于27日，在国家经济和发展管理局会议上批准9个基础设施项目，总价值7380亿菲律宾比索(约合1007亿元人民币)，大马尼拉地铁工程是其中之一。日本“亚洲经济新闻”网站称，这9个基建项目中，将利用日本ODA贷款的项目多达7项。

据报道，截至目前，日本向菲律宾提供的最大金额ODA是2015年签署的24.2亿美元贷款，用于菲律宾南北高架客运铁路项目一期工程建设。

菲律宾国内没有地铁，在首都马尼拉只有数条轻轨线路，但承载量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加上技术落后，年久失修，经常有脱轨停电等事故发生，为民众所诟病。上任总统阿基诺三世任职期间，菲律宾经济保持较高增长速度，但基础设施建设迟迟没有跟上。最为明显的是，近年来首都马尼拉的交通拥挤状况已经严重影响到民众生活。不少普通上班族每天要花3到6个小时，甚至更多的通勤时间，一遇到下雨等天气，更是全城瘫痪。

杜特尔特上台后，提出将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民生作为政纲中的主要着力点。不久前提出的“杜特尔特经济学”，主要内容就是以“大建特建”为主的基础设施发展计划。其中包括首都马尼拉的地铁规划项目，北吕宋、棉兰老岛的铁路以及桥梁、机场建设等项目。在竞选期间，杜特尔特就提出要解决马尼拉的交通拥堵问题，如今上任满一年，首都马尼拉的交通并无改善迹象，这也让杜特尔特团队非常着急。

日本对于菲律宾的经济援助，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开始，渊源颇深，路桥基础设施援建是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日本对菲ODA项目中，很多集中在杜特尔特家乡所在的棉兰老岛，因此杜特尔特对日本抱有不错印象。现在达沃市及周边仍有很多日本投资项目。

日本的大额注资无疑将帮助杜特尔特解决燃眉之急，但日本方面似乎还另有所想。日本“东洋经济在线”网称，Jica2016年就开始调查马尼拉地铁项目，并计划为菲提供低息贷款，条件是必须使用日本技术。如果两国最终达成协议，菲律宾这一关注度很高的大项目将由日本官民共同完成，日本大成建设、清水建设、东京铁道事业公司将一同参与。

《日本经济新闻》称，日本将在今后5年，总计向菲提供约1.67万亿日元(约合1023亿元人民币)的ODA，帮其建地铁、发电站，此举意在牵制中国。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年首访选择菲律宾，也是旨在建立和菲总统杜特尔特的信赖关系，日本担心对美国采取对抗姿态的菲律宾会倒向中国。该报道还称，鉴于中国主导的经济圈在不断扩大，日本出于警戒，将调整过去在亚洲国家的支援战略。将以支援马尼拉地区铁路建设为契机，强化对泰国、越南、缅甸等国铁路建设的资金援助。

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副研究员卢昊26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东南亚一直是日本ODA重点投放地区，在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推动沿线国家基建项目投资的背景下，日本针对中国的战略竞争意识更强，试图更有效地发动援助外交，强化日本在该地战略资产，对冲中国经济与政治影响力。很显然，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基于现实利益考虑，乐见日本投资，以及中日在投资当地基建项目中展开竞争，但经济援助多寡，远非决定其外交政策亲疏远近的唯一因素，在战略立场上，在大国间追求“站位”平衡是很多东南亚国家的基本选择。

据英国路透社6月26日报道，菲律宾副总统莱妮•罗布雷多26日访问了一个难民疏散中心并对现场的难民进行了慰问。报道指出，这种活动本来是由总统杜特尔特进行的。在杜特尔特已经连续六天未露面的情况下，副总统此次活动进一步加深了外界对杜特尔特健康状况的担忧。

副总统莱妮•罗布雷多26日对巴洛-伊市的一个疏散中心进行了访问。这个中心是为逃离已经持续一个多月冲突的马拉维附近的居民所设立的。报道称，此次行程更加深了外界对72岁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健康状况的疑虑。本月是自他担任总统一职一年以来，离开公众视野最长的一个月。

报道指出，杜特尔特因公共事务行程繁忙和每日能举行数次马拉松式的演讲而为人所知。目前菲南部正遭遇的危机也被视为是他担任总统以来所遇到的最大危机，在这一时段杜特尔特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会引发更多对他健康状况不良的谣传。但菲律宾总统办公室否认其健康状况出问题。

罗布雷多访问期间没有提到杜特尔特，但她表示希望近25万居民的生活能尽快恢复正常。这些人是因为菲律宾政府军与勾结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菲叛军之间的战斗而逃离家乡的。她对记者说道：“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尽快结束这场战斗，好让人们可以回到各自的家园。政府已经竭尽全力，现在我们只能期待这一切能够尽快结束。”

杜特尔特的发言人没有对他长期缺席的评论做出任何回应。

杜特尔特长期以来的朋友兼其首席法律顾问萨尔瓦多•帕尼洛说，总统“跟公牛一样强壮”，并透露说，他将在27日参加一个公开活动，并会见内阁成员。

路透社报道指出，杜特尔特最近一次露面是6月20日，当天他在马拉维附近的两个城市慰问了士兵以及疏散的居民。在此之前他曾有三天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并在之前的一次演讲中称自己的健康“并不重要”。菲律宾6月12日独立日的活动上杜特尔特未能在公共场合现身，引发诸多猜疑。

杜特尔特的助手克里斯多夫6月15日曾在社交媒体上贴出了两张照片，其中一张显示杜特尔特正在签署文件，还有一张显示他正站在电视机前面观看新闻报告。

据韩国《东亚日报》27日报道，26日，韩国国政企划咨询委员会和外交部讨论在外交部内设立中国局和日本局的方案。在中韩建交25周年之际，该举动被解释为欲大幅改善饱受批评的对华对日外交，备受关注。

根据要求匿名的韩国政府有关人士26日消息，韩国外交部和国政企划咨询委员会正商讨，将目前外交部东北亚局下属的负责对华、对日部门，由科级规模升格扩大为中国局和日本局的方案。

按照此方案，韩国外交部东北亚局将分离为中国局和日本局。据韩国政府有关人士消息称，最可能的方案是，中国局由负责中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人文交流合作和港台等三个科组成，日本局则由负责日本和澳洲、新西兰的两个科组成。目前，韩国外交部仅有负责美国事务的北美局由三个科和一个组构成，负责中国事务的只有两个科，而负责日本的仅为一个科。

报道称，这种方案并非新事物。李明博和朴槿惠政府时期，外交部也提出过设立中国局的方案，但没有成为现实。韩国国政企划咨询委员会有关人士称表示，虽然首份报告书中有相关内容，但最版本中没有关于组织、预算内容，还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与此同时，韩国外交部的内部反应也颇为谨慎。一高层负责人表示，我们虽然也希望如此，但存在扩充基础设施的问题，所以不是那么容易。

报道称，若韩国外交部设立中国局成为现实， 这不仅是单纯新设局的问题，可以看作文在寅政府改变韩国偏重美国的外交路线，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将重心向中国移动。韩国国政企划咨询委员会有关人士还表示，今后中国对韩国的重要性不亚于美国。

此外，还有专家评论称，虽然青瓦台还没有最终拍板决定此事，但积极讨论这种方案本身，就与过去9年的保守政府有大变化。

蒙古国第七次总统大选26日进行投票，选举在3名候选人之间进行。至本报截稿时，民主党候选人巴特托勒嘎暂时领先。在竞选阶段，“中国威胁”曾被当作对手之间互相攻击的武器。这场选举的结果将给中蒙关系带来何种影响，引来外界猜测。香港《南华早报》援引蒙古国非盈利性研究机构“圣马拉尔基金会”负责人鲁布桑登德布的话说，对于选民而言，经济增长比民族主义更有吸引力。“反对中国的情绪不能给候选人带来支持率。他们可能有些多疑，但他们也非常务实。”

26日的投票从7时开始，至22时结束。为确保选举工作顺利进行，蒙古国全国放假一天。该国选举总委员会通过手机向每位用户通知投票时间，呼吁选民参加投票。但截至当天18时，全国投票率仅有45.6%，选民参与的积极性不高。据《环球时报》记者在投票现场观察，一部分选民是由于近日天气炎热，许多蒙古人到郊外度假游玩，尚未回到城里，而另一部分选民则用不参加投票，表达对候选人的不满。法新社26日称，大选对蒙古国这个年轻的国家来说是特殊事件，该国的民主制度将通过毡房呈现。不过，今年的选举中，三位候选人都卷入腐败丑闻。

这次角逐总统的三名候选人分别为蒙古人民党主席、国家大呼拉尔主席米耶贡布·恩赫包勒德获得人民党提名，前道路运输部长、前国家大呼拉尔委员哈勒特马·巴特托勒嘎获得民主党提名，前国家大呼拉尔委员赛呼·冈巴特尔获得蒙古人民革命党提名。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称，52岁的恩赫包勒德曾任前总理，被视为精英阶层的代表。他将自己介绍为戈壁滩出身的牧羊人，从未经过商，但富裕程度恰恰相反。54岁的巴特托勒嘎既是商人，也是一位艺术家和体育健将。他将自己描述成民粹党人，为维护纯洁的蒙古文明奋斗。冈巴特尔被视为意想不到的候选人，出身工会，反对外国投资，但也没能逃脱对手的贪腐指责。

对于这次大选，蒙古国警方从23日起就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在全国1983个投票站进行安全和警卫。蒙政府还出台法令，自26日至28日，所有商店及饭店不许出售酒精性饮料和饮酒，不许举办各类公共文艺演出，不许在苏赫巴托广场集会游行，对可能出现的骚乱给予警告和预防。《环球时报》记者26日看到，当天9时左右，乌兰巴托大街上车辆和行人稀少，投票站附近均有警察巡逻执勤。

在这次大选中，中国成为一个受到关注的因素。香港《南华早报》称，蒙古国大选前，选民为中国投资而焦躁不安。尽管与中国交往带来经济效益明显，但蒙古国人对中国影响力日益升高怀有矛盾心理。这在26日的大选投票日更加得到凸显。选民将在亲投资的候选人和民粹主义“资源民族主义者”之间作出选择。今年1月至5月，中国在蒙古国的对外贸易中占到68.5%的份额，1989年则为1.5%。同期，蒙古国的出口有90.5%都是对中国的。

截至27日零时，1983个投票站中的大部分已完成计票，还有200多个投票站的结果尚未上报。结果显示，巴特托勒嘎暂时领先。巴特托勒嘎在竞选纲领中表示将发展经济，振兴民族产业放在优先位置，希望加强与中俄两大邻国和“第三邻国”的经济合作，同意在中蒙俄“经济走廊”框架内发展互利经济合作。

截至27日零时，整个投票率超过60%，但尚未有一个候选人的得票率超过50%。蒙古国政府此次拿出140亿图格里克(约合4000万元人民币)用于投票工作。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投票率在50%以上，获得选民50%以上有效票数的话即视为当选。但如果没有一个候选人获得50%以上的得票率，那么就将进行第二轮投票。届时政府还得再拿出100亿图格里克，这对经济低迷、债务缠身的蒙古国政府来说，将是个沉重的经济负担。总统候选人未能获得多数选票的话，在首轮获得最多选票的两人可进入第二轮选举。第二轮选举应在首次投票结束后14天内宣布并组织实施。

台媒称，印度总理莫迪预计26日抵达华盛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而美国制造商“通用原子能－航空系统公司”在两国元首会见前夕表示，特朗普政府已批准对印度出售22架非武装侦查无人机，这起军售案也将预计在元首会议上正式宣布。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6月25日报道，印度政府去年向美国要求采购22架用于军事侦查的MQ-9B“保卫者”无人机，此次交易案估计价值约20亿美元，在经过特朗普批准后，仍需经美国国会同意。

MQ-9B“保卫者”是“捕食者”B无人机的变种机型，搭载多种雷达系统，特别适合用于海上搜索。印度希望将MQ-9B无人机用于侦查印度洋。

报道称，这次特朗普批准这起无人机军售案意义重大，华府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南亚专家特利斯就表示，在美国现行政策下，并不会出售这种先进的无人机给联合作战的盟友之外的国家。

报道称，尽管美国有意用这起军售案来凸显美印国防关系的深化，但两国在许多议题上仍有很大的分歧，在国防上，特朗普希望与中国大陆合作，也因此让向来和中国大陆存在着战略敌对关系的印度绷紧神经。

另据俄罗斯卫星网6月23日报道，美国分析机构大西洋理事会发表报告称，美国必须加强与印度的互动来实现遏制中国的战略。

报告中称，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实施的在军事和经济方面与印度靠近的政策，到特朗普担任总统时成为了问题，特朗普对中国的言论与选前相比已经发生变化，此举使印度方面感到慌张。目前并不清楚，特朗普是否会向奥巴马一样支持靠近印度的政策。

报道称，同时印度也需要美国来遏制中国。报告中称，美国必须在三个领域发展与印度的合作，舰载航空兵、太空侦察、无人机。美国在这些领域能够帮助印度提高在印度洋、空中以及太空的能力，将有助于美国遏制中国的军事利益。

报道称，因此在亚洲拥有印度这样的盟友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但是，报告中称，特朗普将必须说服印度领导层，印度不仅仅是美国遏制中国的地区支点，也是新政府主要的外交伙伴。鉴于此，议员约翰·麦凯恩提出《亚太稳定倡议》将可能成为美国有关印度的积极信号。而倡议基金宣布的75亿美元的资金如果将得到确认，将会为未来的美印互动创造开端。

韩媒称，韩国军事外交消息人士26日表示，驻韩美军在全罗北道群山空军基地部署了10多枚联合防区外远程空对地导弹（JASSM）。据悉，部署时间在“萨德”发射车漏报争议发酵之后。

据韩联社6月26日报道称，常驻韩国群山基地和每半年换防的F-16战斗机都可装备JASSM导弹，F-16战机能够从韩朝军事分界线以南发射该导弹精确打击分界线北部目标。美军原计划在“萨德”全部服役后部署JASSM。随着“萨德”入韩进程出现推迟迹象，美军决定提前部署。美军还考虑，届时或曝光JASSM实弹射击场面。

报道称，JASSM导弹长4.27米，翼展2.4米，重1000公斤，弹头重450公斤，弹头可自动识别探测目标，射程370公里，圆概率误差约为2米。

另据韩国《亚洲经济》6月26日报道，据多名军事外交消息人士26日透露，驻韩美军近日在群山驻韩美军基地部署了10余枚远程空对地导弹“JAZZM”。该导弹可搭载于驻韩美军基地长期部署的F-16战机上，射程340km左右。这是此前美军将四台“萨德”发射架秘密运往韩国本土之后，再次在韩部署新型武器。

报道称，韩国军方自2005年起开始推进JASSM导弹在韩部署，但美国政府在2013年曾表示，该型号导弹属于战略武器，配备先进的军用GPS系统，考虑到有关技术可能存在泄露风险，因此回绝了韩国军方的有关请求。

报道称，JASSM导弹具备隐身性能，采用GPS和末端红外制导，可用来对付重兵防守的目标（如防空阵地）。

“美国准备退出《中导条约》？”俄罗斯《生意人报》26日报道称，多名美国共和党议员日前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退出1987年美苏两国签署的《中导条约》(《美苏销毁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这些议员认为，俄罗斯一直违反该条约，试验条约中禁止的各种型号导弹。为此，他们计划提交法案，迫使特朗普政府对俄罗斯的行为采取回击措施。这一建议不仅让俄罗斯，也让美国政府感到担忧，退出《中导条约》可能导致全面军备竞赛。

据俄新社26日报道，俄联邦委员会国防与安全委员会主席奥泽罗夫表示，美国国会提交退出《中导条约》的提案是歇斯底里的反俄行动。他说，若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并借此在欧洲扩大军备或部署导弹，俄方将采取回应措施。俄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什韦特金也表示，俄方不主张搞军备竞赛，但在对待美国退出《中导条约》这一问题上，俄方将采取相应措施。美国一直在违反这一条约，包括在靠近俄罗斯的东欧国家部署导弹系统。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员普什科夫称：“美国国会正被乱世魔鬼控制着，他们在力争毁掉那些使我们走出冷战的一切。现在他们又开始折腾这个《反导条约》。”俄罗斯军事专家鲍里斯·罗任表示，与俄罗斯关系紧张成为美国军火商获得新国防合同的理由。目前美国正在发动反俄信息战，将俄视为侵略者。因此，美国不断增加军事预算。而俄罗斯不能不对西部边境地区军事紧张局势做出回应，也将不得不增加国防预算。这样俄美展开新一轮军备竞赛将不可避免。俄军事专家协会会长弗拉基米洛夫称，如果美国退出这一条约，世界局势将更加恶化。这将意味着世界裁军领域的法律终结，从而让所有国家放开手脚。这样世界武器贸易将会进一步增加，这并不会给美国带来安全。

俄罗斯《消息报》26日报道称，俄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科萨切夫称，退出这一条约并无益于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将在欧洲部署瞄准俄罗斯的中、短程导弹，而俄的导弹将会瞄准美国的欧洲伙伴。这会造成美国与欧洲盟友间关系紧张。因此，白宫和五角大楼会拒绝这一建议。

《中导条约》是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与时任美国总统里根签署的，俄罗斯继承并成为缔约国。按照条约，双方同意不生产、不部署，并削减射程从500-5500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该条约被称为冷战时期最成功的军控协议。根据条约，两国将销毁2700枚中程导弹。近年来，俄美时常相互指责对方违反这一条约的内容。美国国内要求退出这一条约的呼声越来越高。

俄新社6月26日援引美联社报道称，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坚持在与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会面时遵守一切外交程序。

美联社指出，美国政府内部对于在"通俄门"调查最紧张时刻采取何种态度对待莫斯科存在严重分歧。据该社消息，如若举行“普特会”，将加剧这些分歧。

特朗普的许多亲信代表认为，华盛顿目前应当与俄保持距离，同俄合作需慎之又慎。但特朗普及其团队的几名成员坚持与普京举行名副其实的双边会谈。

尽管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呼吁要保持克制，美国总统还是主张媒体可对“普特会”进行报道，且会谈应遵守所有相关规定。

美联社强调，一些顾问建议特朗普在G20峰会期间与俄总统举行快速的非正式会晤，或者组织美俄代表"就战略稳定问题进行谈判"，而这种谈判总统一般不会出席。

白宫此前表示，不排除特朗普在G20汉堡峰会(7月7日-8日)期间与普京举行会晤。俄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向记者表示，尚未开始准备普特会，7月7日尚无任何计划。

近年来，“深层国家”术语成为分析美国政治的常用语，特别是在2017年初，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美国情报机构和官僚阶层“泄密”之后，随着美国总统与情报机构关系陷入紧张，“深层国家”这一术语也日益引起美国媒体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

“深层国家”的概念，确实能解释美国的部分政治现象和特朗普的某些执政阻力，但同时也存在误用和滥用的风险。

美国“深层国家”体制的起源

“深层国家”这一概念源于土耳其，被认为是土耳其政治体制内一个具有很大影响力的秘密网络，由军队、情报界等国家安全机构和依附于他们的文官构成。它自称信奉凯末尔主义和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力图消除对土耳其世俗民族国家体制的任何威胁。

“深层国家”被视为土耳其的“国中之国”，曾反复地使用优势的武装能力干预土耳其的民主政治进程。这一政治现象也在中东和拉美各国广泛存在。

而美国“深层国家”的范围，大致等同于它的国家安全体制。迈克•洛夫格伦是美国“深层国家”的最早研究者之一，他将其界定为美国国家安全和法律执行机构的混合体。加州大学教授彼得•斯科特认为它既包括国家安全机构，也包括相关的外围权势集团。“深层国家”与许多阴谋论所提及的“秘密统治集团”等概念并非一回事。因为，即使对“深层国家”而言，进行成功而有组织的密谋也是非常困难的。

美国的“深层国家”主要是从冷战初期发展起来的。冷战初期，美国形成了“国家安全国家”的观念。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建立了国安会、国防部、参联会和中情局等主要国家安全机构。由此诞生的“国家安全精英”，具有一种大体上延续至今的意识形态：他们大多非常职业化，具有技术官僚色彩，在党派政治中保持中立，在内政方面倾向于温和的改良主义，在外交上兼具现实主义和国际主义理念，主张维持强大军力，积极介入海外事务，传播美国价值观，捍卫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

这种观念和人事网络的传承，在冷战以来的历届政府中都能看到。例如，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就曾为国家安全人选，特意请教“深层国家”的资深专家、共和党人罗伯特•罗维特。奥巴马则邀请共和党人罗伯特•盖茨留任国防部长。前中央情报局（CIA）局长、民主党人莱昂•帕内塔在抓捕本•拉登前，曾向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迈克尔•罗杰斯做了通报，而后者则承诺如果行动失败，他将在口头上为该行动辩护。

美“深层国家”体制由谁构成

美国“深层国家”的核心，是负责国家安全的政府机构。国务院、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是其主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中央情报局（CIA）、国家安全局（NSA）和联邦调查局（FBI）等情报机构。财政部的某些机构也被视为“深层国家”的一部分，因为它们监管资金流动，执行国际制裁。司法分支的某些领域也属于“深层国家”，例如外国情报监督法院，它专门负责审批NSA等机构对美国境内外间谍进行监控的申请。“深层国家”还包括国会两党领袖和国防、情报委员会的首要成员。

“深层国家”的外围，则包括一些与国家安全有关的非政府部门，特别是集中在华盛顿环城公路附近的大批情报和国防业务承包商。美国有85万名通过绝密安全审查的合同工，其数量比同类政府机关里的文官还多。70%的情报预算都流向了这些私营承包商。2017年1月份去职的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就是美国最大情报承包商博思艾伦咨询公司的前总经理，他的前任约翰•麦康奈尔则是该公司的现任副主席。另外，斯诺登也曾是该公司的雇员。这些私营承包商不仅参与国家安全议程，而且很少受到民选官员的监管。它们大致相当于美国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所警告的“军工复合体”。

“深层国家”还一直与华尔街存在密切交流。华尔街不断向“深层国家”提供金钱和人员。华尔街律师艾伦•杜勒斯在1947年协助组建了中情局(CIA)，并成为其首任文职局长。反过来，“深层国家”的卸任官员也常到华尔街继续发挥影响力。美国前中央司令部司令和中情局局长戴维•彼得雷乌斯并没有金融从业经验，但卸任后却能进入华尔街著名投资公司科尔伯格•克拉维斯•罗伯茨（KKR）集团。许多硅谷公司也与“深层国家”有密切的联系。它们一直在主动收集用户信息，“深层国家”在这方面很容易得到硅谷的协助。谷歌、苹果和Facebook等著名硅谷公司都曾加入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棱镜”项目。

与民选官员时有冲突

“深层国家”的关键特征，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民选领导人的影响和监管。美国历史上未曾对“深层国家”施加过一套有效的制衡机制。这是因为美国国会不愿限制总统作为总司令的宪法权力，况且，许多秘密机构都是依据国会立法创建的。虽然法律规定总统须保证国会完全和及时地获悉情报活动，但实际上，他一般只会向国会中两大党在参众两院及其情报委员会的领袖介绍情况，且通常只进行事后简报。情报预算也不会详细列出，资金的使用很少受到国会的监督。外国情报监督法院几乎从不否决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听请求，其裁决内容不仅是秘密的，而且不允许上诉。

“深层国家”不时会与民选官员发生冲突。例如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就曾对军队和情报部门提供关于越南的片面信息，和不断迫使他升级越战的做法颇为不满。肯尼迪还对当时的国务卿杜勒斯领导下的CIA的权力扩张感到震惊，以致让他的弟弟来监管所有秘密行动。

奥巴马则曾拒绝军方派地面部队介入叙利亚冲突和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建议，并在2012—2015年间，阻止了美国海军进入中国南海岛礁领海的要求。

而美国发生过最接近土耳其“深层国家”模式的事例，应属埃德加•胡佛治下的FBI。长年担任FBI局长的胡佛，试图将FBI的情报搜集能力转化成他的政治权力。尼克松曾试图解雇胡佛，但由于担心胡佛会泄露关于他的秘密信息，只好放弃。在胡佛死后，国会通过法律限制FBI的权力，包括规定FBI局长的任期不得超过10年。

对“深层国家”犹存约束

但在理解美国的“深层国家”组成的同时，也不应夸大“深层国家”不受民选政府影响或是蓄意操纵民选官员的程度。实际上它的独立性受到不少约束。

第一，美国“深层国家”不是一个像土耳其“深层国家”那样的有组织、又有意识形态纲领的集团。它只是一个关心相同议题和具有相似观念的松散网络。美国“深层国家”总体上是职业化的和政党中立的。泄密通常只是个人行为，而非有组织的密谋。

第二，美国“深层国家”的许多秘密活动，只是民选官员达成自身政治目标的手段。例如小布什政府想打击伊拉克时，CIA就配合提供误导性情报；奥巴马政府不想卷入地面战时，军队就使用无人机进行斩首。即使特朗普想跟普京接触，情报部门也不得不帮忙。

第三，美国民选机构对“深层国家”的监管在与时俱进。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越战和水门事件，美国国会针对情报和军事部门建立了更现代化的监管体系。国家安全官员必须经常去国会的相关委员会作证，秘密行动必须向两党国会领袖做简报。信息技术的进步也使外界对“深层国家”的监督变得更容易，维基解密就是典型例子。

第四，美国“深层国家”并非不可改变和不受影响的。美国通过安全审查的政府雇员和合同工超过500万人，像斯诺登那样的个人，就可能改变一个机构的运作方式。因此美国的“深层国家”面对“单点故障”时仍很脆弱。民选官员还可能随时减少“深层国家”的人员和预算。奥巴马曾大幅度削减国防部预算，而特朗普试图削减国务院28%的预算。

特朗普与“深层国家”矛盾何来

特朗普上任之初就对美国的情报界发起猛烈攻击，激烈程度罕见。他在竞选期间，就指责美国情报机构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制造了“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假情报。特朗普还否认CIA和FBI关于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结论。在媒体引用匿名消息，指出其任命的首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曾误导副总统彭斯后，特朗普愤怒地指责情报部门和官僚机构非法泄漏绝密信息。他还在不提供证据的情况下，坚持指责奥巴马曾授意情报机构在竞选期间监听他的竞选总部─特朗普大厦。

美国情报界也对特朗普感到不安。他们对深受特朗普信任的弗林缺乏好感，而且曾拒绝让他的一个重要助手通过安全审查。特朗普则一度有意让他的密友、毫无情报工作相关经验的斯蒂芬•范伯格负责审查所有情报部门，但遭到这些部门的强烈抵制；还有报道称，一些情报人员出于担心，对总统保留了一些敏感情报。

特朗普的亲信和美国右翼人士，将特朗普上台后的一系列泄密事件和特朗普所遇到的阻力，归咎于“深层国家”的“阴谋”。特朗普的白宫亲信亦经常提及“深层国家”一词；他们认为，情报机构和上届政府留下来的留任官僚，试图通过泄密或其他内部手段，来引导政策并阻挠特朗普的施政。特朗普的白宫首席战略官斯蒂芬•班农就曾详细地对特朗普介绍“深层国家”是其总统职权的直接威胁。这个术语的阴谋论色彩，导致它在保守派媒体内部深受欢迎，同时在主流媒体上也被广泛提及。

特朗普与“深层国家”的矛盾导致他的执政遇到很大阻力，不得不改变竞选中的承诺。从竞选期间，特朗普就遭到美国国家安全建制派的大规模公开反对。改善美俄关系曾是他最热心的外交议题，但上任后因遭到“深层国家”的强烈反对，而不得不转而对俄罗斯示强，还公开谴责俄罗斯侵占克里米亚。

特朗普与“深层国家”的矛盾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两者存在理念冲突。特朗普来自建制派之外，他的外交观念带有明显的美国民族主义色彩，与“深层国家”秉持的国际主义传统相去甚远。第二，“深层国家”对特朗普所器重的班农和弗林等非主流人士感到不满。第三，特朗普喜欢贬低“深层国家”中各机构的工作。包括他公开承认，自己对情报部门提供的“每日简报”毫无兴趣，还用民粹主义的言辞，激烈地攻击官僚机构和权势集团。第四，特朗普对“深层国家”的误解和攻击，很大程度上由于他严重缺少政治经验。例如他颁布针对多个穆斯林为主国家的“旅行禁令”终告失败，部分原因就是他在事前根本没有寻求“深层国家”的建议。

“深层国家”锚定政策框架

对美国现体制而言，“深层国家”的存在利弊兼具。一方面，“深层国家”的存在，能够保证国家安全政策的连续性和专业性，防止民选官员随意改变国家安全政策的基调。在冷战期间，反对共产主义是美国“深层国家”的一贯政策和两党的最主要共识。从小布什到奥巴马，许多国家安全政策并没有变化。他们都将恐怖嫌疑分子送到海外关押和审讯，继续在中东开展军事行动；坚持用无人机打击恐怖分子，继续完善和部署导弹防御计划，坚持对国内外通信进行秘密监听等等。

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政策也起源于小布什后期。而特朗普在上任之初，曾试图颠覆二战以来美国的国家安全基本框架，包括改变美国对北约和日本、韩国等传统盟友的关系，但目前看来他遭遇了很大的阻力，在许多方面不得不回归主流。

而且，“深层国家”内部个人性质的泄密，客观而论也是一种对民选官员不合理行为的制衡手段。毕竟，许多政坛丑闻只有情报部门才能弄清楚。如果美国“深层国家”的内部人不泄密，公众就很难知晓特朗普团队成员与俄罗斯的复杂关系。

但另一方面，“深层国家”也容易导致国家安全政策的僵化。在冷战前期，“深层国家”推动的走向极端的反共政策，导致了麦卡锡主义的盛行，并使越战不断升级，美国对华关系也长期得不到改善。此外，美国“深层国家”对俄罗斯的敌视情绪也是根深蒂固的，恐非特朗普凭一己之力所能改变。

而在特朗普主政下的美国，“深层国家”这一概念也存在误用和被滥用的风险。毕竟，美国的“深层国家”并非土耳其那样的有组织的强势集团，两者之间很难直接类比。而官僚机构与民选官员的矛盾在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是广泛存在的。特朗普的独特性格和经历，只是加剧了这种矛盾。

另一方面，特朗普及其亲信和右翼人士可能会滥用“深层国家”这一概念对公众进行宣传。由于“深层国家”的界定并不精确，所以来自官僚、媒体、法院和反对派的抵制，都可能被特朗普贴上“深层国家”的标签并遭到打击。

“通俄门”走向何方

特朗普与“深层国家”的矛盾，将影响特朗普政府的未来发展。对此，一方面需认真评估特朗普与“深层国家”间的矛盾及其可能走向。毕竟，特朗普的外交安全观念，能否代表美国多数民意和美国社会的长期趋势？又能否克服“深层国家”的惯性，都有待观察和评估。迄今为止，特朗普在扭转美国国家安全观和外交政策的成果还不明显。他的一些极端言辞，可能只是对美国暂时遭遇困境的偏执表述；并不意味着美国真会轻易放弃海外干预和全球霸权。

另一方面，还需追踪观察美国情报部门和国会对特朗普“通俄门”的调查进展。FBI承认此项调查在2016年大选期间就已进行，国会两院也在深入取证。虽然特朗普不断否认和抵制，但他的许多亲信现已卷入其中。随着调查深入，特朗普与“深层国家”间的矛盾还会加剧。但由于共和党占据国会参众两院多数，这项调查势将困难重重且旷日持久。除非有重大直接证据显示特朗普违法，且不利于众多的共和党议员连任，否则，特朗普的“通俄门”不大可能演变成第二个最后导致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