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去年首批13家国家级投教基地获正式授牌后，今年上半年，全国各地省级投教基地又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券商中国查阅各地证监局官网发现，截至7月15日，上海、广东、深圳、天津、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等30地证监局已公布省级投教基地名单，包含“证券公司（含分公司及营业部）、期货公司、地方上市公司、高校”等在内的上百家市场主体经主动申报、受理审核后，相继获批成为首批省级投教基地。

券商是首批省级投教基地的“绝对主流力量”：中信证券（青岛中信证券培训中心）、海通证券、德邦证券、东方证券、华信证券、安信证券、平安证券、广发证券、国泰君安证券、恒泰证券、国联证券、东海证券、浙商证券、华安证券、华福证券、中航证券、中原证券、长江证券、天风证券、方正证券、兴业证券、金元证券、西南证券、华龙证券、华创证券、海际证券、红塔证券、太平洋证券、招商证券、申万宏源证券、国信证券、长城国瑞证券、南京证券、渤海证券、华西证券、国融证券、宏信证券、国金证券、东兴证券等券商均榜上有名。

其中，华龙证券母公司及3家分支机构陆续成为四地省级投教基地，即华龙证券列为首批甘肃省投教基地，华龙证券重庆分公司列为首批重庆市投教基地，华龙证券陕西分公司列为首批陕西省投教基地，华龙证券西宁西大街证券营业部列为首批青海省投教基地名单。

其次是海通证券，海通证券母公司及2家分支机构相继成为三地省级投教基地，即海通证券列为首批上海市投教基地，海通证券长春大经路证券营业部列为首批吉林省投教基地，海通证券大庆昆仑大街营业部列为首批黑龙江省投教基地。

建设投教基地，被监管部门视作投资者教育保护的一项基础设施工程，是适应中国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众多，投资经验和风险意识不足，接受证券期货教育服务有限的特殊环境的要求。

监管人士要求，各省级投教基地应当严格按照《证监会公告〔2015〕23号》和《证监会公告〔2016〕36号》要求持续规范运行，立足公益性、专业性、特色性等原则，为投资者提供一站式的优质教育服务。

上百家省级投教基地涌现

今年年初至今，各地证监局纷纷启动了省级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申报工作，近期已陆续公布各地首批省级投教基地名单。

截至7月15日，上海、广东、深圳、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波、厦门、青岛、宁夏、天津等30个证监局已公布首批省级投教基地名单，并陆续完成命名、举行省级投教基地授牌仪式。

今年上半年，被列入首批省级投教基地的市场主体中，证券公司数量占比超过9成，共40余家券商（含分支机构）经主动申报材料、证监局受理审核公示后，被列入首批省级投教基地。华龙证券及海通证券获批家数最多。

此外，北京证监局和四川证监局目前已将首批拟命名省级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名单进行公示，东兴证券、国信证券北京分公司、华西证券、宏信证券成都红庙子街证券营业部、国金证券列入其中。

目前大连证监局、山西证监局、西藏证监局尚未在其官网上公示拟命名省级投教基地名单。

“获得首批授牌是荣誉也是责任，更是担子”

“获得首批授牌既是荣誉也是责任，更是担子。作为公益性证券期货知识传播平台，将以更高的要求不断完善软硬件设施，规范管理，打造辖区投教基地标杆。”近日在陕西辖区首批省级投教基地命名授牌仪式上，3家省级投教基地负责人表示。

在申报前实际运行期间，华龙证券陕西分公司投资者教育基地、招商证券咸阳证券营业部欧亚学院投资者教育基地和中航证券西安证券营业部西航投资者教育基地这三家均配备了可供投资者演示、体验、互动的多媒体投教设备，配置专职专业人员讲解证券期货投教产品，与投资者沟通交流，现场按照功能区划设置了产品展示区、专家讲堂区、模拟体验区、互动沟通区、征集意见区，并设立了特色功能区，通过举办专题讲座、沙龙、开展户外集中宣传等活动，向投资者普及证券期货知识，传播价值投资和风险防范理念，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秉持公益性和专业性原则，为群众免费接受证券期货知识提供便利，受到投资者好评。

渤海证券总裁周立在天津市首家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正式授牌仪式上表示，渤海证券投教基地建设和运营中，得到了天津证监局的悉心指导、天津市证券业协会的鼎力支援、业界同仁的无私帮助和广大投资者的厚爱。“渤海证券将以此次基地授牌为起点，突出专业特色，根据受众特点，创新宣教形式，丰富产品载体，坚守公益性本位，紧紧抓住经费保障、人员配备、制度流程等具体环节，按照国家级投教基地建设标准，对标先进，开展高水平的投教工作。”

5家券商列为国家级投教基地

去年5月份，中国证监会完成了首批投资者教育基地命名工作,正式向13家全国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授牌，广发证券、华泰证券、东北证券、华福证券、湘财证券位列其中。第二批国家级投教基地申报材料受理已于今年6月30日截止。

彼时，证监会主席助理黄炜表示，13家国家级投教基地授牌是对获授单位过往工作的肯定,但建设基地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要利用好、发挥好基地平台的作用,更加扎实持久地把投资者教育工作做好。授牌基地要以此为起点,认真踏实做好自己的工作,为投教基地的推广建设积累经验,树立样板。

黄炜提出,投教基地建设是一项面向基层、面向大众的服务工作,要规划好、管理好、利用好,持之以恒地推进好。希望首批基地要在现有工作基础上继续努力,永远争先。同时证监会也希望能够引导更多的市场和社会机构更加重视投资者保护,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投教基地建设和投资者保护工作中来。

华泰证券投教基地建设运维后，依托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的品牌影响力和辐射面，优化和固化投资者保护工作模式将围绕“以投资者教育基地为载体和品牌，发挥规范化、常态化、品牌化运作功能，不断提高投教服务水平、公益形象和投教覆盖面”的工作目标展开。

东北证券投教基地发力依托先进设备，打造科技化、现代化投教基地。东北证券相关人士介绍，技术投入极大提升了基地的知识更新效率，提升了投教产品和教育形式的多样性。“基地在不同区域配置了55寸*8的大型拼接屏、70寸专业触摸屏以及多台专业显示器，既可以高质量的展示各类投教产品，又能加强与客户之间的互动。

基地还在互动体验区配置了多台ipad平板电脑，并内置公司制作、整理的投教产品及开发的互动程序，投资者从单调的听课变为亲身参与其中，以娱乐性带动客户的积极性，极大提升了客户体验。基地内全部多媒体设备实现了后台矩阵系统集中控制，通过专用的ipad终端可以实时监控各设备情况，也可以随时调整播放内容，既保证了内容的时效性，又使得投教活动开展的形式更加灵活多样。通过触摸屏，投屏放映等形式将先进的电子设备融入设计中，突出了科技感与现代感。”

山东证监局副局长韩汝俊近日出席省级投教基地授牌仪式时提出，各省级投教基地需从以下三方面来开展工作：

一是要严格按照证监会有关规定，持续规范运行。各投教基地立足公益性、专业性、特色性等原则，规范开展投教工作。

二是要从投资者需求出发，创新形式做好投资者教育工作。各投教基地要结合自身特点，根据不同类型投资者，如老年人、年青学生等的不同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投资者教育活动。要积极探索各种行之有效的投资者教育方式，让投资者能够便利地获得教育服务。

三是知识传播与风险提示并重，发挥投资者教育阵地作用。各投教基地要展示资本市场发展成果，投放证券、期货、基金投教产品、提供沟通服务，让投资者了解、掌握证券期货各类知识；同时也要把风险揭示工作做到深处、落到实处。帮助投资者增强风险意识，提升投资者防范风险能力，为培育辖区成熟投资者队伍发挥应有作用。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14日至15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遵循金融发展规律，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创新和完善金融调控，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推进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加快转变金融发展方式，健全金融法治，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上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王岐山、张高丽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并没有太多超预期的内容，证券时报网梳理了本次会议以下要点：

1、做好金融工作要把握四原则：一是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二是优化结构，三是加强监管，加强功能监管，更加重视行为监管；四是市场导向，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2、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要把发展直接融资放在重要位置，改善间接融资结构，推动国有大银行战略转型，发展中小银行和民营金融机构；促进保险业发挥长期稳健风险管理和保障的功能。

增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功能，积极有序发展股权融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拓展保险市场的风险保障功能。优化金融资源空间配置和金融机构布局，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

3、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坚定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严格规范金融市场交易行为，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建立健全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法治体系。

4、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落实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职责，并强化监管问责。

对此，一位不愿具名的监管部门官员表示，下一步金融监管改革的总思路还是在分业监管的基础上实现监管全覆盖，升级现有的金融监管部际联席会议机制。不论升级后的协调机制叫什么名字，关键还是看高层能否授予权力和明确职责，而不再是简单的部门协调。

增强金融监管协调的权威性有效性，强化金融监管的专业性统一性穿透性，所有金融业务都要纳入监管，整治金融乱象。

5、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稳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积极稳妥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合理安排开放顺序。

6、做好新形势下金融工作，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

7、要创新金融调控思路和方式，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信贷适度增长和流动性基本稳定，不断改善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

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此前就表示，虽然金融工作会议可能会重申开放资本账户和人民币国际化的长期目标，但预计这不会是未来几年的工作重心。此外，虽然会议可能会出台开放目前受管制的证券投资、一带一路等方面相关政策，但全面开放资本账户是个长期目标，开放步伐将会循序渐进。

“过去 2-3年的市场发展显然说明，现在政策需要重新聚焦国内金融部门的问题，其中的核心就是去杠杆和改善金融监管。”汪涛称。

以下是新闻稿正文：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14日至15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改革发展取得新的重大成就。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金融服务普惠性增强，金融改革有序推进，金融体系不断完善，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双向开放取得新进展，金融监管得到改进，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能力增强。

习近平指出，做好金融工作要把握好以下重要原则：

第一，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第二，优化结构，完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体系。要坚持质量优先，引导金融业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促进融资便利化、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障风险可控。

第三，强化监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要以强化金融监管为重点，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加快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完善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加强功能监管，更加重视行为监管。

第四，市场导向，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完善市场约束机制，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加强和改善政府宏观调控，健全市场规则，强化纪律性。

习近平强调，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质量优先、效率至上的理念，更加注重供给侧的存量重组、增量优化、动能转换。

要把发展直接融资放在重要位置，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要改善间接融资结构，推动国有大银行战略转型，发展中小银行和民营金融机构。要促进保险业发挥长期稳健风险管理和保障的功能。

要建设普惠金融体系，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推进金融精准扶贫，鼓励发展绿色金融。要促进金融机构降低经营成本，清理规范中间业务环节，避免变相抬高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习近平指出，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科学防范，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完善金融安全防线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

要推动经济去杠杆，坚定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控总量的关系。要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抓好处置“僵尸企业”工作。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

要坚决整治严重干扰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严格规范金融市场交易行为，规范金融综合经营和产融结合，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强化金融机构防范风险主体责任。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健全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法治体系。

习近平强调，要坚定深化金融改革。要优化金融机构体系，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完善外汇市场体制机制。要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优化股权结构。

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避免短视化行为。完善风险管理框架，强化风险内控机制建设，推动金融机构真实披露和及时处置风险资产。加强外部市场约束，增强会计、审计等机构自律性、公正性和专业化水平。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金融监管协调、补齐监管短板。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落实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职责，并强化监管问责。坚持问题导向，针对突出问题加强协调，强化综合监管，突出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

地方政府要在坚持金融管理主要是中央事权的前提下，按照中央统一规则，强化属地风险处置责任。金融管理部门要努力培育恪尽职守、敢于监管、精于监管、严格问责的监管精神，形成有风险没有及时发现就是失职、发现风险没有及时提示和处置就是渎职的严肃监管氛围。

健全风险监测预警和早期干预机制，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统筹监管和互联互通，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和监管信息共享。对深化金融改革的一些重大问题，要加强系统研究，完善实施方案。

习近平指出，要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稳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积极稳妥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合理安排开放顺序，加快建立完善有利于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有利于增强金融有序竞争、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的机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金融创新，搞好相关制度设计。

习近平指出，做好新形势下金融工作，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国有金融机构领导人必须增强党的意识，党的领导要与国有金融机构公司法人治理相结合，促进形成良好的现代公司治理机制。要增强党领导金融工作能力，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金融知识学习，努力建设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

习近平指出，要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高度，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以高度的责任心、使命感、紧迫感，齐心协力，勤勉尽责，坚定不移推进金融改革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李克强在讲话中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金融是国之重器，是国民经济的血脉。要把握好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位一体”的金融工作主题，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目的，把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作为核心目标，把深化金融改革作为根本动力，促进经济与金融良性循环，共生共荣。

要创新金融调控思路和方式，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信贷适度增长和流动性基本稳定，不断改善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积极发展普惠金融，大力支持小微企业、“三农”和精准脱贫等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着力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加强对创新驱动发展、新旧动能转换、促进“双创”支撑就业等的金融支持。

做好对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重大改革举措、重大工程建设的金融服务。增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功能，积极有序发展股权融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拓展保险市场的风险保障功能。优化金融资源空间配置和金融机构布局，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不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着力强实抑虚。

筑牢市场准入、早期干预和处置退出三道防线，把好风险防控的一道关，健全金融风险责任担当机制，切实保障金融市场稳健运行，积极稳妥推进去杠杆，深化国企改革，把降低国企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有效处置金融风险点，防范道德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增强金融监管协调的权威性有效性，强化金融监管的专业性统一性穿透性，所有金融业务都要纳入监管，练就“火眼金睛”，及时有效识别和化解风险，整治金融乱象。

坚持中央统一规则，压实地方监管责任，加强金融监管问责。坚持自主、有序、平等、安全的方针，稳步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加强对金融改革发展稳定的法治、信用、人才和政治保障，创造优良的金融生态环境，以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总结讲话中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特别是金融系统要切实把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金融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和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结合各地区、各部门实际，确定工作重点，明确责任主体，强化制度建设，提高队伍素质，促进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金融领域切实得到落实。

北京市、福建省、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中国工商银行主要负责同志作大会发言。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金融系统有关单位，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武警部队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产品展期成为今年上半年一些机构的主要工作，甚至其优先级要高于新产品的发行。

其中，受政策变化影响的再融资市场面临着产品展期的问题。在另外一个市场板块新三板，部分投资机构也面临着产品即将到期但无法顺畅退出从而选择展期的情况。

不同市场、不同产品在2017年均面临展期问题的困扰，这一跨市场的现象值得重点关注。

机构忙展期

A股再融资市场在过去两年时间里，一度是无数机构的“淘金圣地”，大量针对A股再融资市场的定增产品喷涌而出，无论是公募基金还是私募机构都加速发行产品杀入市场抢夺公司定增份额。

但2017年A股再融资市场风云突变，监管层在今年2月以及5月分别发布了再融资新规以及减持新规，两项新规对A股再融资市场尤其是参与定增的产品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以减持新规为例，锁定期满后的12个月内只能减持50%，同时还要受90日内（集中竞价）减持不得超过总股本1%的限制，这无疑将大大延长产品参与定增项目后的持股时间。

市场上大部分定增基金产品的封闭期为18个月，投资标的主要为一年期定增项目。根据产品设计，这类基金在封闭期的前半年内参与定增，并在后续一年中等待解禁，陆续退出。“而按照减持新规，定向增发限售股减持完相关股份，至少需要一年半时间，此前相关定增基金的18个月封闭期限显然不能满足新规定。”

为了适应减持新规，多家机构人士认为，定增产品期限需要从此前的18个月为主，延长到30个月为主，也就是需要封闭两年半。

因此，多家发行过定增产品的机构今年上半年的主要工作就是忙着将其产品展期。

“两项政策出来后，尤其是减持新规，我们的主要精力都在对我们发行过两年期的产品进行展期，和投资者商量修改合同。”九泰基金的一位人士7月初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

而另有一家北京地区公募基金公司专户业务条线的人士透露道：“公司定增专户产品中期限短的产品已经开始计划修改合同。”

但展期的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目前定增市场低迷，一些投资者担忧即使展期未来还是会遭受损失，一些机构的产品展期工作一筹莫展。

机构忙于产品展期的现象还出现在了今年的新三板市场。投资新三板市场的私募产品迎来到期潮的同时也在大面积展期。

2015年新三板市场出现了第一波行情，在行情的驱动下目前市面上很大比例的产品都在这一时期前后发行，多数产品的存续期都在2-3年。申万宏源的研究数据也指出，在2015年所有披露到期数据的产品中，存续期在2-3年产品占比为75%。

这也形成了目前新三板市场的一项主要矛盾，即新三板私募产品设计同市场定位的错位。

“2015年大部分新三板产品设计摇摆不定，很多甚至是带有二级市场色彩的，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新三板都是一级半市场，因此也导致了很多产品一级市场、二级市场都会涉及，这种矛盾的属性最终体现在退出这个问题上。”曾经在2015年参与过发行新三板产品的观智投资投资总监姜玉蕴讲道。

大量的产品在2017年到期。根据申万宏源的数据显示，2017年要退出的产品其数量和规模均是近年来最高。

但新三板市场的流动性严重不足，相关产品的退出面临极大的困难，一种情况是产品无法按时完成退出，另一种情况是如果为了赶在产品到期前强行卖出产品将遭受重大损失。

因此，众多机构在面临产品到期时的唯一有效办法便是同LP商讨展期一事。与定增产品不同的是，2017年以来确立的IPO发审常态化让参与新三板市场的机构抓住了“救命稻草”。

在IPO高额回报的情况下，很多产品的LP看到了希望，机构也有理由说服客户进行延期，机构普遍选择延期。因为在IPO发审常态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新三板企业开始冲刺IPO。

产品匹配市场

综上所述，无论新三板市场的私募产品还是参与A股再融资的定增产品，展期的背后是产品设计同市场定位的错位。如今针对这两个市场的产品开始发生变化，与市场定位逐渐匹配。

如再融资市场，多数机构新产品的存续期在4-5年之间，而与之对应的是投资者结构的变化。天弘基金定增投资部总经理李蕴炜指出，“定增投资机会一直存在，但能抓住投资机会的人变了，我觉得这种机会是属于产业投资者和战略投资者的，财务投资者接受不了较长的限售期。”

新三板市场产品的设计者也逐渐认识到新三板目前“股权转让”市场的定位。

中金公司一位投行部人士便指出：“经过几年的发展，市场也逐渐搞清楚了新三板的一些情况。新三板二级市场赚钱很不容易，短期的财务投资在流动性不足的情况下很难及时获利，因而新三板市场目前确定性的机会来自于IPO和并购重组，存续期长的产品成为机构越来越主流的选择，甚至有的机构还发行了不设期限的无限滚动的产品。”

2016年以来发行新产品的数据证明了这一变化，存续期超过5年产品的占比开始凸显，甚至与3年存续期产品的比例持平。

事实上，再融资市场以及新三板市场产品设计段期限变长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资本市场长期股权投资时代将要来临。

“从近年证监会发布政策的精神来看，是不鼓励以一、二级市场套利为主的短期投资，支持的是长期投资。”北京一家知名PE机构的合伙人分析道。

“你以为你的竞争对手是友商，其实是这个时代”。这句话或可以诠释国有大行和互联网巨头之间既激烈竞争又相互合作的暧昧关系。

近期，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不约而同与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和京东四大互联网巨头展开合作，领域集中在金融科技方面。

从2011年至今，伴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攻城略地”，银行传统的“存贷汇”业务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另一方面，银行自身的资产负债规模快速扩张，业务量呈几何级数增长，原有的科技系统已难以满足自身需要，迫切需要改进和升级。以建设银行为例，2017年6月24日，该行对外宣布，举全行之力，耗时六年时间打造的“新一代”核心系统建设全面竣工并成功上线。

建行信息技术管理部总经理金磐石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新一代”建设不是简单优化或单纯开发一个信息系统，而是在企业级视角下，覆盖总分行、海内外和子公司，全面实现业务创新、流程再造和机制变革的一项系统工程，将满足建行未来10-15年业务快速发展的需求。

除建行外，其他多家银行亦有类似动作。如6月1日，浦发银行宣布上线新一代核心系统，将在客户体验、安全性、产品、服务、运营流程等方面带来提升。

由竞争走向竞合

驱动银行变革的首先来自外部压力，挑战最早从支付领域开始。

自2011年5月26日，支付宝、财付通、快钱等27家公司获得首批第三方支付牌照，在小额支付领域，银行始终处于劣势。

艾瑞咨询于6月份发布的2017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行业研究报告显示，第三方移动支付交易规模为11.9万亿，其中支付宝市场份额61.5%，财付通为26.0%，形成双寡头格局。

而一向是银行传统优势的账户和存款，也被“余额宝”的横空出世所打破，此后多家互联网金融推出了众多“宝宝类”理财产品，不断蚕食这一领域。天弘基金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6月底，余额宝规模已达1.43万亿，超过招商银行2016年年底的个人存款总额。

在银行意识到挑战并觉醒时，银行开始了变革与创新，并开启了与互联网金融的竞合之路。

6月22日，中行和腾讯联合设立“金融科技联合实验室”；6月20日，农行与百度达成战略合作；6月16日，工行与京东签署全面合作协议；3月28日，建设银行与阿里巴巴、蚂蚁金服达成战略合作。

事实上，阿里巴巴、腾讯和国有大行及多家股份行均有合作，百度也和工行等开展战略合作，并与中信银行联合设立百信银行。

曾任某大行电子银行部总经理的侯本旗，现为民生金服总裁，他表示，银行与互联网公司技术的合作只是一方面，深层次的原因是客户行为的变化。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尤其是年轻客户的消费、理财、支付等行为不断由线下往线上迁移。银行账户沦为他们工资收入和转账的一个通道，支付、理财等业务则享受互联网金融提供的便利，只有在办理按揭贷款等大额业务时，才会把目光投向银行。

金磐石也坦言，互联网企业有很多值得银行学习的地方。“他们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敢闯敢拼，创新没有边界”。银行和互联网企业的出身和基因不同，决定了两者做事风格的巨大差异。

浦发银行副行长潘卫东曾表示，“拥抱互联网就是拥抱趋势，虽然这个趋势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也不是很成熟的方向，但一定要拥抱它。”

据潘卫东介绍，浦发银行这两年形成了数字化经营、数字化获客、数字化风控、数字化营销完善的运营体系。比如这两年浦发的信用卡业务，在同业里增速领先，感受到数字化给银行带来的巨大好处。

不过，金磐石表示：“传统银行不会是21世纪的恐龙，物理网点也将继续存在，但不再是过去的服务方式。未来将以客户自助办理为主、柜员服务为辅的方式开展银行服务。银行将存在于各种场景中，需要金融服务时，扫一扫或挥一挥就能完成。”

达成合作创新共识

其实银行与互联网企业的合作并非一帆风顺，此前甚至有过不欢而散。较为典型的是建行和阿里巴巴的合作，早在2007年建行就和阿里巴巴合作开展网络信贷，后由于种种原因，阿里自行开展小贷业务，建行也于2012年自建电商平台“善融商务”。

金磐石认为，金融科技本质还是金融。有两种类型，一种是IT公司做金融业务，另一种是银行通过IT做金融科技。传统银行仍具有优势，比如在数据方面，银行的账户信息的真实度更高。

金磐石表示，银行和互联网企业下一步的合作，应该是专业专注。“互联网专注技术，理财、信用卡等回归银行。如果双方在某一领域都有业务开展，合作的前景堪忧。”

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在风控方面也遇到不小的挑战。

侯本旗表示：“互联网企业经过风险的洗礼后，才会意识到金融产品刚性兑付的问题很难打破，高收益给了客户，风险却留给了自己。这也使得曾经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的互联网企业，开始对金融和风险有了敬畏之心。”

蚂蚁金服CEO井贤栋在近期蚂蚁开放“财富号”的发布会上表示：“蚂蚁金服是一不小心进入金融领域的，我们擅长的是科技。蚂蚁金服定位是一家科技公司。对目前积累的技术能力，我们将全面向金融机构开放。相应的技术能力，成熟一个开放一个。”

蚂蚁金服资深副总裁、财富事业群总裁樊治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称，金融行业服务20%高净值的用户，是因为技术、成本、效率上不能做到全面覆盖。如果我们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改变金融服务的触达方式，技术有了更好服务用户的能力。

业务需求倒逼银行系统变革

除了外部竞争，银行资产规模扩张和业务高速发展，也对其原有的IT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以建行为例，该行的资产总规模从2011年末的12万亿，增长至2016年末的20万亿，客户量、交易量也迅猛增加。2011年建行的网络银行客户数为8454万户，手机银行客户4695万户；个人网银交易量40.4亿笔，手机银行交易量2.06亿笔。

到了2016年末，其个人网银用户增至2.37亿户，手机银行用户2.23亿户，交易量更是达日均7亿-8亿笔。

若银行的系统不做升级改造，根本不可能支撑其现有的交易量。

侯本旗坦言，与互联网企业比较，银行流程效率明显偏低。“尽管流程优化的工作一直在做，部门银行的痕迹仍然明显，问题的核心在于不知道谁对流程的效率和客户体验负最终责任，各个部门都可能以风制的名义增加业务环节。有时风控异化为控制本部门的风险和责任，结果就是业务办理慢，用户体验不佳。”因此，系统的改进和升级，需要由“部门银行”向“流程银行”转变。

据金磐石介绍，在“新一代”系统之前，建行的客户、产品和账户信息散落在各个系统中，“新一代”统一了客户和产品视图，实现了全量信息的规范和整合。并且简化员工操作，重视员工体验，把员工从繁琐的业务中解放出来，更多的倾向于营销。

侯本旗认为，银行的数据量很大，但此前各种数据是割据的，可能格式也不一致，没办法统一调用。因此，原来海量的数据对银行来说是负担，需要存储和成本。现在要做的是打通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挖掘和整合，实现其价值。

科技金融打破创新制约

在银行开启创新及变革的同时，传统的机制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创新有所制约。

在侯本旗看来，业务创新方面，银行和互联网公司的创新驱动存在差异。银行基于B端，是产品驱动型，目标是优化提升，更好地服务客户；互联网企业是基于C端，是客户驱动型，目标是解决客户问题，更多地获取客户。

此外两者体制及容错机制不一样，“互联网公司是鼓励探索，做到一半判断不行就不干了；而银行是一旦启动一个项目，就会想方设法做成。”

还有一点差异是创新的产品和服务对象方面，银行多是面向已有客户，而互联网公司是面向整个客户群。以线上的信用贷款创新为例，银行和互联网公司的线上信用贷款一样便捷，利率更低，但业务逻辑不一样。银行更多是基于内部数据服务存量客户，互联网公司更多是基于内外部数据服务内外部客户。在合作中相互借鉴，银行可以从互联网公司的获客和业务创新模式中，看到更多的获客和创新可能性；互联网公司可以从银行的风控模式中，看到自身业务边界。

金磐石总结道：“现在一流的银行，一定是一个好的科技公司。衡量一家银行是不是国内最佳、国际一流，科技很关键。好多银行IT做不好，是因为之前并不是以客户体验为中心开发系统。”

建行北京开发中心处长杨朝晖也表示，“金融科技的发展，打破了我们的视角。原来做系统，更多注重自身管理和创新，对受众群体缺乏了解。而新一代系统多从用户的角度思考，再解构自身零件。”

金磐石表示：“我们要以更开放的方式去创新，除了深度挖掘已有的客户资源，还要利用外部合作资源。”

他举例，曾在出差时看到一个卖西装的商户，广告牌上写着“持建行信用卡八五折”。他当时注意到，如果没有建行信用卡，可以当场扫描二维码办理一张虚拟卡。“银行存在的意义，不仅是简单地提供金融服务，还能帮客户做成他想做的事。这样的场景设计和获客思路，是我比较推崇的。”

近日，渤海信托称其成功接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个人征信系统，成为信托行业极少数获批对接央行个人征信系统的公司之一。证券日报查询公开信息发现，2015年外贸信托成为首家接入中国人民银行个人征信系统的信托公司。

据知情人士透露，除渤海信托外，中航信托和平安信托也接入了该系统。证券日报向上述两家公司求证此消息是否属实，中航信托表示已经接入该系统，平安信托则表示，“公司正在接入”。

为何又有信托公司开始介入央行个人征信系统，业内人士分析，这或许与信托公司准备发力消费金融有关。

渤海信托接入个人征信系统

近日，渤海信托称其成功接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个人征信系统，成为信托行业极少数获批对接央行征信系统的公司之一。查询公开信息发现，自2015年外贸信托公告其成为首家接入央行个人征信系统的信托公司外，渤海信托是第二家公开声明接入该系统的信托公司。

华融信托研究员袁吉伟认为，“外贸信托和渤海信托做消费金融更多一些，而消费金融或者零售业务面向个人，风控就需要个人征信信息。”

据了解，个人征信系统是中国人民银行组织商业银行建设的全国统一的个人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它依法采集、保存、整理个人的信用信息，为个人建立信用档案，记录个人过去的信用行为，为商业银行、个人、相关政府部门和其他法定用途提供信用信息服务。

在个人征信系统里，客观地记录着一个人过去的信用活动，它主要包括三类信息：第一类是基本信息，包括个人的姓名、证件号码、家庭住址、参加社会保险和公积金等信息；第二类是个人的信用活动信息，包括贷款、信用卡、担保、电信缴费、公共事业缴费等信息；第三类则是个人的公共信息，包括欠税、法院判决等信息。

事实上，银行、券商和基金等金融机构早已接入了中国人民银行个人征信系统，不过信托行业却鲜有接入该系统的公司。根据证券日报掌握的消息，目前仅有外贸信托、中航信托和渤海信托接入该系统。

西部地区某信托公司高管表示，企业征信对于信托公司融资风险更有意义，介入个人征信系统的很少，不过作用类似。之前信托公司没有开展个人信贷业务，所以几乎没有公司接入个人征信系统。

华融信托研究员袁吉伟也表示，接入企业征信系统，更方便查询企业在金融机构的债务情况，方便尽调。同时信托公司也需要将企业融资录入征信系统，一旦违约都能看到，对企业也是一种约束。不过现在信托公司都是做企业融资，个人征信作用还不大。

有业内人士表示，外贸信托的消费贷款信托的规模在业内靠前，他们可能有更好的系统建设和更完善的人员配置。而外贸信托和渤海信托做消费金融偏多一些，所以会较早的接入该系统。

另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中航信托和外贸信托的小微金融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而渤海信托应该也准备发展小微金融或者消费金融。

向外贸信托了解接入中国人民银行个人征信系统的相关事宜，外贸信托表示，接入个人征信系统涉及到比较敏感的问题，不便回复。

渤海信托负责人表示，“渤海信托将小微金融作为公司发展战略布局的重要方向，在小微金融方面通过差异化战略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精品信托。他同时称，“渤海信托拥有出色的业务团队并在相关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而至于是否会有更多的信托公司接入到该系统，华东地区某信托公司相关人士表示，信托公司的系统建设也就是这几年的事，不像银行券商基金在这方面投入早、投入也大。若介入该系统对公司内部系统有较高要求的话，要满足这些要求估计也需要时间。

提升反欺诈效果

平安信托相关人士表示，接入央行个人征信系统是央行要求的，不过大部分信托公司表示并不知情，也有信托公司回复并不是硬性要求。

不过据知情人士透露，平安信托和中航信托也有接入该系统，向上述两家公司求证消息是否属实，中航信托表示已经接入该系统，平安信托则表示，“公司正在接入”。

平安信托相关人士表示，其他金融机构早在几年前就被强制要求接入人行的个人征信系统，对信托公司这两年也有要求，不过没有明确接入的时间。他表示，平安信托一直在推进，不过因为涉及到IT系统，正在调试。根据业务部门的反馈，“今年应该是会做好”。

上述人士还表示，此次接入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要求，不过随后向数十家信托公司求证，部分信托公司人士表示该要求并非硬性要求，华东地区一家信托公司相关人士表示，“信托公司主动申请想接入这个系统是以便更好的开展消费金融业务”，还有部分信托公司表示“不知情”。

总部位于广州的某信托公司相关人士表示，如果要接入央行个人征信系统，需要申请。首先要有个人信贷业务，有信息查询需求。渤海信托有和第三方机构合作个人消费贷款业务，可能有查询个人征信的需求。

前述华东地区信托公司相关人士表示，“我们IT部门说是信托公司主动申请想接入这个系统以便更好的开展消费金融业务，但目前公开信息里已接入的很少。据说接入这个系统，央行那里有一些要求，其中有一个就是公司内部现有的相关系统的建设情况。原来央行的企业征信系统，通常金融机构都有接入。”

该人士同时表示，“2016年的年报里有蛮多信托公司提到消费金融，从这点看，接入该系统是未来必须要努力的。”

而渤海信托则表示，“接入央行个人征信系统，对小微金融业务和消费金融业务的发展大有裨益：一是可以提升反欺诈效果，提高个人违约成本，进一步提升资产质量；二是可以合理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覆盖消费金融行业的数据库和针对细分市场的专项数据库，降低信用分析成本，提高信用分析的效率和可靠性；三是可以选择与优质交易对手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积极关注交易对手的业务渠道建设情况和风控管理体系情况，形成行业进入壁垒，增加客户的粘度，提升公司小微金融服务价值。”

2016年是信托转型升级的加速年，各家信托公司积极拓展创新业务，寻求行业发展的新动力，各种类型的创新类信托产品不断涌现。

百瑞信托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向中国网表示，未来，随着传统业务面临瓶颈，信托公司需要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大力发展创新类业务将是大势所趋。目前，信托受益权资产证券化、PPP业务、消费信托、慈善信托等创新类业务有望为行业转型注入新活力。

针对信托转型升级大背景下如何推进业务创新，百瑞信托博研站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找寻突破口：

升级三大传统业务

传统的信托业务集中在房地产融资信托、基础设施融资信托、银信合作业务三个方面。这三个领域也是信托公司主要的收入、利润和规模来源，三大传统业务领域如何转型升级，是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

总体而言，房地产业务要向地产投资基金升级，政信项目要向PPP升级，而通道业务要向多样化的信托ABS升级。

房地产基金信托的基本模式是：通过设立集合信托计划募集资金，认购有限合伙企业LP份额，参与房地产项目的开发投资，以分享合伙企业的投资收益。

政信合作业务将从传统融资转变为参与PPP。2014年，包括43号文在内的一系列监管文件逐步消弱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职能后，传统的政信合作业务开始逐年下降。而PPP项目目前处于发展窗口期，政策层面推进迅速，融资需求强劲，规模空间巨大。截至2017年1月底，全国PPP项目总规模达13.8万亿元，落地率接近32%，潜在的业务规模很大。信托公司长期以来在政信，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积累了较多资源和能力，在参与PPP项目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通道业务则要围绕资产证券化发力。2016年以来，监管部门陆续出台的系列政策文件，均强调交叉性风险的防控，强化穿透管理，严控嵌套投资，严防套利。未来，通道业务可能有三大方向：信托公司作为SPV的资产证券化；通过银登中心开展信贷资产和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基于信托平台的投贷联动以及债转股等。

多元化参与资本市场

信托公司可以通过发行上市公司增发及企业并购类信托产品、设立PE子公司直接进行股权投资、与券商、基金公司等同业合作等各种方式，在定向增发、PE投资等资本市场细分业领域进行业务延伸。长期看，包括一级市场，二级市场乃至一级半市场的整个资本市场都将为信托行业发展提供很多契机。未来，资本市场将极有可能成为信托转型的主要方向。

加快基金化转型

基金化转型可能是信托公司从融资机构到资产管理机构转变的关键一步。

信托公司之所以应该向基金化转型的原因在于：第一，基金化产品与信托“受人所托，代人理财”的本质功能具有一致性。第二，信托公司可有效借鉴基金的经验，充分利用自身制度优势，提升自主管理能力，逐步向组合投资的方式进行转型。第三，信托业刚性兑付的压力较大，向具有浮动收益特点的基金产品转型，有利于分散风险，为逐步打破刚兑创造好的环境。

发力以家族信托为代表的财富管理

财富管理的内涵包括多个层次，不仅仅是提供理财产品，还要满足客户理财咨询、财富增值、财产传承、公益慈善等多样化的需求。而财富管理的核心又是家族信托。

我国当前的家族信托业务需求正呈现爆发性增长。家族信托以家庭财富的管理、传承和保护为根本目的，与信托回归本源密切相关。信托公司可以通过专业化的资产管理、投资组合以实现财富的传承、配置、遗产规划、税务策划、子女教育、家族治理等多样化的目的。

适时进军海外市场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逐步兴起，中国居民境外投资的需求也随之旺盛。高净值人士对全球资产配置需求也推动信托公司尝试进行境外投融资的布局。

目前信托公司布局海外业务的常见模式主要包括：申请境外投资业务的相关资格（QDII、QDIE等）；在境外设立子公司；与境外投资机构合作开拓投融资业务。QDII主要投资资产包括：境外普通股、优先股等权益类证券，银行存款、存单、回购协议等货币资产，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可转债等固收资产，基金及金融衍生品等其他资产。

百瑞信托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认为，随着信托公司不断拓展境外业务，QDII信托的规模有望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差一点就投资成功了。”一家产业投资基金负责人曾刚（化名）感慨说。

他所说的失之交臂项目，是此前他所在的产业基金有机会投资一家主营业务连年亏损，已被银行打算作为不良资产清理的地方国有钢铁企业，并通过与研究院合作，向这家钢铁企业引入汽车高强度钢板生产技术，推动后者业务转型同时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然而，正当双方打算签订投资合同之际，由于新老管理团队的经营理念分歧，导致这笔投资最终不了了之。

“这或许也是PE基金参与不良资产投资的缩影。”他对21世纪经济日报直言，在欧美国家，包括橡树资本等PE基金专注企业不良资产投资取得相当不错的业绩，但在中国，PE参与企业不良资产重组似乎显得举步维艰。

但他发现，这并未阻止近年PE基金参与企业不良资产投资的热情。这背后，PE基金似乎有着不同的算盘，有些基金希望向亏损企业提供技术支持推动业务转型，获得可观的投资回报；有些基金则看中不良资产背后对应的土地，希望借机涉足文化旅游或医疗产业的投资；还有少数基金计划通过承接地方亏损企业股权债权，获取地方政府出资扩大募资范畴。

在多位PE业内人士看来，无论算盘如何，参与不良资产投资重组对PE基金无疑构成新的严峻挑战。究其原因，不良资产投资和传统PE投资有着明显的差异，一是不良资产投资要求尽早收回现金，项目周期比PE项目更短；二是处置盘活不良资产需要更专业的风险管理能力；三是不良资产投资属于逆周期投资，而PE投资更多是顺周期投资；四是中国不良资产投资处理环境尚未完善，PE稍有不慎就会血本无归。

阻力何在？

“其实，这也是我们基金手笔最大的投资项目之一。”曾刚坦言。

具体而言，当时这家地方国有钢企已连年亏损，相关银行准备按不良债权拍卖相应资产，在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的撮合下，曾刚所在的基金打算出资逾亿元，联合一家知名研究院以汽车高强度钢板生产技术入股，这家国有钢企则用生产线与部分资产入股，共同发起合资公司，通过业务转型寻找新利润增长点，实现各方共赢。

为了推动这项投资顺利落地，曾刚与基金合伙人协商决定妥善安排国企人员安置、生产线调整、厂房建设、土地使用等问题，并准备承接这家国企生产线维护折旧以及相应银行债务。

“这也是PE基金参与企业不良资产投资重组，必须付出的代价。”他直言，所幸的是地方政府对这笔不良资产重组给予较高的政府扶持，包括安排企业以汽车高强度钢板生产技术，向相关部门申请一定额度技术改造专项资金与科技成果转化引导资金，并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缓解PE基金的出资压力。

然而，在相关投资合同即将签订之际，企业新老团队却出现经营理念的分歧，主要是老团队要求合资公司吸纳钢铁企业大部分员工并承诺在相当长时间不减员；而新技术团队则希望企业能够轻装上阵；此外，双方围绕钢铁企业持有的一块土地是否出售套现以缓解钢铁企业债务压力，始终争论不休。

“最终，这笔投资就这样不了了之。”曾刚透露，其实双方最大的理念差异，在于PE基金在投资钢厂时，拟定钢厂大股东需签订2020年回购合资公司股权协议（按年化收益10%）。此举在钢铁企业老团队看来，等于PE基金将所有风险转嫁给钢铁企业，自己反而坐享收益，最终驳回了此前所有的投资谈判协商成果。

在曾刚看来，如何让企业方接受资本方提出的出资与项目退出条件，或许是PE基金参与不良资产投资重组，最难迈过的一道坎。

PE的新算盘

在多位PE业内人士看来，PE参与企业不良资产投资折戟，并非个案。

“此前，一家PE基金准备参股连年亏损，即将被银行按不良资产处置的地方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打算引入新技术帮助企业转型同时获得较高回报，没想到汽车企业原有团队担心国有资产流失而不愿出让更多股权，最终也导致这笔投资无疾而终。”一家汽车产业基金负责人表示。

他发现，鉴于直接参与企业不良资产投资的波折较多，不少PE基金开始转变策略，从银行或AMC机构出售的不良资产包里寻找理想的投资标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不良资产包里的不少企业经过银行等机构的“引导”，在投资谈判方面愿意做出更多让步；另一方面资产包里的不少企业并非经营不善，而是由于短期资金紧张被列入不良资产处置，只要PE基金投入相应资金帮助它重整财务，企业就能迅速恢复活力。

不过，PE基金要成功挖掘这类“优质资产”，绝非易事。一方面银行与AMC不愿单独销售，要求PE基金承接其他不良资产；另一方面这类项目争夺激烈，导致相应价格水涨船高。

“总体而言，当前PE基金参与不良资产投资处置的最大瓶颈，就是项目退出通道不畅，通常不良资产即便通过技术引入实现业务转型，由于以往历史包袱较重，IPO或并购退出都存在相当高的难度。”多位PE业内人士直言，目前有些PE基金打算借助资产证券化变相打通项目退出通道，但这种资本运作方式尚在探索阶段。